对话萧庆伦：老龄化是中国医改的机遇
文章来源：中国干部网    作者：    发布时间：2016-02-05 20:12    点击量：4003    大 中 小

　　要学会进行一些反事实的推理， 假若提早放开二胎了，中国的经济会怎么样

　　中国需要把养老、康复等领域发展好，根据老人产生的病症比例差异，进行医疗改革

　　“中国各项改革已经入‘深水区'.”两年半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这句话，已为中国的改革定下基调。

　　而在各项改革中，医疗改革的问题是最严重的。自2009年新政策推行以来，经过了前几年的突飞猛进后，中国的医疗改革却陷入到了一种停滞不前的阶段，旧有行政管理模式的混乱，与医疗卫生市场的欣欣向荣，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一方面，以公立医院为核心的医疗保障系统越来越无法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管理模式陈旧，医患关系混乱，资源分配不均;另一方面，医疗健康行业市场却被普遍看好，从医疗器械到健康饮料，处处可见BAT的影子。上周，广药白云山和阿里健康宣布开展供应链上的深度合作，全面布局实现医疗行业的O2O业务。

　　根据艾瑞咨询调查数据，2015年中国网络卫生健康行业市场规模总量超过了173亿，虽增长速度放缓，但市场空间依然广大。

　　两相对比下，关于医疗改革是否全面走向市场化，从而更好适应未来人口老龄化的趋势，从今年两会开始就争论不休。虽然习近平在2015年4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已经强调了医改的“公益化”大方向，但市场并不完全被排斥出去。因而，在新形势下，医疗改革如何在现有行政框架下继续改革，建立完善的管理机制，打破旧有既得利益群体，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而市场与资本，又该如何发挥出自己的优势，促进医疗改革的进一步推行?近日，在美国波士顿市坎布里奇镇，笔者独家采访了哈佛大学卫生经济学教授萧庆伦，就老龄化危机、医疗改革和政府机制转型等热点话题展开探讨。萧庆伦原籍江西，1948年出生于北京，作为经济学专家，他既是中国卫生部卫生政策与管理研究专家委员会外籍顾问、美国科学院院士、美国卫生福利部医疗保险精算局局长、哈佛大学卫生经济学教授，也是美国参议院经济顾问。

　　萧庆伦在哈佛大学接受采访

　　Q:10月底，中国宣布放开全面二胎政策。此后，中国无论是学术界，还是公共领域，都掀起了一场反思和批判计划生育的浪潮。其中最为尖锐的批评在于，计划生育政策将中国“老龄化”现象大大提前，这对于相关配套设施建设进程，以及医疗改革的压力是空前的。您如何看?

　　A:事实上，计划生育政策确实改晚了。20年前，我就已经和中国政府的相关负责人士提出过这个问题，而且不仅仅是我，很多人都提过这个问题。要知道，关于人口，我们其实有很好的方法来预测，多少人死，多少人受伤，以及多少人会存活到多少岁。使用这套人口统计学的数学方法(Mathematical Method in Demography)进行人口变化的预测，跟经济预测比起来精确得多。20年前，我们就给中国政府做过相关的分析，比如如果不废除计划生育政策，20年后中国会呈现怎样的人口状况，2030年、2050年状况又会如何，等等。包括中国政府内部也有相关的预测，他们并不是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

　　但另一个问题是，我们必须要结合当时的语境下重新考虑这个状况。其实中国政府并不是对于计划生育带来的一系列后果毫不知情，相反，我当时给发改委主任建议时已经把我们建立起来的预测模型告诉他，他也看过，肯定也不只是他一个人看过我们的建议。但当时这不是主要问题。比如中国领导人邓小平说：“我们要考虑更多的是13亿人口的吃饭问题。”人口基数大，中国政府主要关注保证足够比例的就业率，才能实现经济增长目标。现在批判计划生育的弊端自然很容易，而这些弊端，尤其是老龄化问题，也确实存在。但我们同时也要学会进行一些反事实的推理(Counterfactual reasoning)， 假若当时开放了，中国的经济又会走到哪一种程度，呈现怎样的现象?

　　Q:现在的批判看起来有些马后炮的感觉了?

　　A:对。当然我承认，中国的人口政策其实10年前就应该改了。更早期的时候，中国那么多人，如果没有把就业处理好就贸然放开二胎，这对于教育、卫生安全都带来更大的问题，还有一个国家财政分配的问题也不好处理。可是在10年前的时候，我觉得一切都很清晰了，那个时候改是最合适的。

　　我想说的是，中国政策的改革从来都是一步一步走，按部就班进行。事实上，国家政策的改革就像轮船转向。大体量国家，就如同大轮船般，转向肯定会更加困难，考虑的也会更多。现在我们去批判，如果缺乏全面和换位考虑，可能就会流于表面，并没有太大意义。

　　Q:按照您的说法，中国2005年就应该进行人口政策转向。那这样算下来，2009年推行的医疗改革，其实并没有考虑到人口变化带来一系列负面后果的因素，或者也没有根据人口变化的预测相适应?

　　A:很显然那时他们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关键在于，改革的主要参与部委都是卫生医疗系统的官员和学者，他们集中在自己的领域里，并没有进行我们所说的“长时段考量”.相比之下，由于我自己同时也做养老退休金这一块的研究，后来也担任过美国政府部门里的总精算师，所以考虑更多。我作为总精算师，责任就是预测美国75年之后的经济状况如何。美国有一个总的模型，来预测长时段美国人口和经济的总体走向，我在后来也负责管理和监控这个模型。这些经历让我看得更远，也更全面些。

　　另外，由于21世纪初，人口问题逐渐不再成为中国经济考虑的首要问题，这在中国部委合并改革中体现得很明显。在以前，卫生部和计生委虽然同处国务院系统，但计生委的权力是很大的，有一票否决权，那个时候，一切改革自然都会考虑到人口因素;可后来，计生委的权力不断下降，到了后来2008年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时，变成了人计委，对于医疗系统的影响自然不如以前重要。2009年，医改正式启动，不考虑，或者较少考虑人口因素，也因此是可以理解的。

　　萧庆伦作品《Getting Health Reform Right A Guide to Improving Performance and Equity》，解释了如何通过机制建设，对政府医改干预的五个领域：财政、支付、组织、规范和行为实现有效影响，从而为各国实现有序医改提供可行方案。

　　Q:人口可能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比如未来老龄化问题，会给正在进行中的卫生医疗改革造成阻碍吗?

　　A:不会。我觉得这反而给医改提供了一种新的空间。因为人口老龄化，所以中国现在需要把养老、康复等领域发展好。这是一个中国医改发展的新空间，是因为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在医疗领域，我们最需要重视的就是转型;现在注意到人口老龄化因素后，就会根据老人产生的病症比例差异，更好调整医疗系统的模式和架构。

　　比如，美国65岁老人平均同时有三种病。你不仅要同时懂这三种病，还要明白这三种病间的差异在什么地方。这也在美国产生了专门的老年医学(geriatrcs)。但同时，美国也还需要有大量人口治疗的大众医学，处理非“老年病”的许多其他病症。正是因为人口老龄化在美国成为一种趋势，促进了美国医疗系统进行更加精确的细分，有专门处理老年人病症的专科机构，也有大众看病的综合医院。

　　这对于中国医疗改革的启示有在于，要有新的专科医学和家庭医生出来。中国从来都是出了问题才出来改革。不瞒你说，我在1996年就在中国推动家庭医生培训，还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找來100多万美金专门推动这一项事业。可中国许多地方政府不支持这项政策，乱用了这笔钱，因为这在当时不是问题。但到了现在，这成了问题。中国现在需要多少全科医生下基层来补家庭医生的缺漏，造成多大的资源分配不均?所以在中国，亡羊补牢是一种常态。即使是发改委，可能在经济领域看得比较远，但也就五年计划而已，而在别的方面，比如卫生医疗，更是看得更近，不过解决了一些当前的问题而已，达不到长远规划。

　　这样看来，人口老龄化给中国医改带来的影响主要有两个：第一，这为医改和发展打开了新的空间，这是一个机遇;第二，要求我们更加强化预防的意识。现在知道老龄化的趋势了，我们就会注意学习老龄人医疗相关知识和技术。比如通过和国外的医改经验做对比，我们会发现，很多老龄病，高血压、糖尿病、喘病，实际上是可以预防一些，也能使情形不那么恶化，这就为国家省下很多财政开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