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中期西方民间人士与中共对外信息传播
文章来源：中共党史研究    作者：吕彤邻    发布时间：2015-10-18 21:16    点击量：3217    大 中 小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害怕共产党发展壮大，对其新闻宣传多方限制。特别是1939年秋至1944年初，国民党政府军事上封锁陕甘宁边区，同时又极力阻挠西方记者访问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为了打破国民党的封锁，及时向世界传播党的方针政策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真实情况，中共做了大量工作。本文拟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曾在晋察冀边区“国际饭店”英国人林迈可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在吊儿村(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所在地)，所有外国人都住在一个大院里，我们把它叫做‘国际饭店’。”(参见林迈可：《八路军抗日根据地见闻录——一个英国人不平凡经历的记述》，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7年，第66页。)逗留的几位西方人士撰写的关于敌后根据地的报告为中心，对此作一个初步探讨。

　　一

　　1944年夏，国民党迫于国际舆论的压力，允许中外记者团访问延安。同年7月，在美国政府的压力下，蒋介石又不得不同意美军观察组进驻延安。这些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抗日战争中期中共对外信息传播取得了成功，打破了国民党政府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消息封锁。那么，1939年秋至1944年初，中共和敌后根据地的消息是通过哪些渠道传到外界去的呢?现在看来，当时中共对外信息传播主要有三个渠道。

　　一是中共的对外新闻宣传。这一时期，除了抗战初期就有的重庆、香港两地的八路军办事处，国际新闻社香港分社和刚刚创办的保卫中国同盟机关报《新闻通讯》以外，中共进一步积极在香港和东南亚营造对外宣传阵地，在延安创办了国际报道社和外文宣传刊物《中国报道》这一时期中共对外宣传的详情(可参见王晓岚、戴建兵：《中国共产党抗战时期对外新闻宣传研究》，《中共党史研究》2003年第4期。)。虽然尚无法和国民党对外宣传报道相提并论，但是中共对外宣传还是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引起了一些国内外人士的注意。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由于美国十分重视中国的军事潜力，国共之间的冲突在美国对华外交文件中占有越来越大的比例(FRUS，China，1942—1944.)。中共的对外新闻宣传，特别是八路军重庆办事处成为美国了解中共方面消息的重要渠道。1943年，中共意识到英美媒体对国民党政府批评的激烈程度超过了中共自己的宣传(《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465页。)，开始有计划地反击国民党的一些反共言论，比如，广为散发《国共两党抗战成绩比较》等小册子(《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中卷，第464页。)。但总的来说，中共自身的对外宣传成效还是有限的，部分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西方世界特别是美国军政界对来自中共的消息持保留态度，普遍更相信西方人本身的观察(Raymond Ludden，Feb.9，1945，RG226，Entry148，Box 15，National Archives,Maryland.)。这是美国坚持向延安派驻军事观察组的原因之一。

　　二是西方情报机构的工作。随着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中共领导下的敌后游击战逐渐引起英美军政界的注意。英美情报机构开始搜集中共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消息，最初主要是担心国共冲突会削减中国牵制日军的力量，后来越来越注意到中共的军事潜力。比如，1940年6月29日，美国一位情报人员指出：“没有任何理由怀疑共产党抵抗运动，但其他部队却说不准。”( C.J.Spiker (American Consul General in Hankow)，“Survey of Military and Political situation in central China during the first half year of 1940”June 29，1940，RG59，DCF40—44，893.20/715，National Archives,Maryland.)

　　1940年8月12日，一份来自汉口的美国情报，提到国民党当年7月企图剿灭共产党所谓的五大部队，但像以往一样，并不成功，最多只能让他们暂时隐蔽。报告人总结道：“由于当地的政治经济现状，这样的农业革命队伍的发展是不可避免的，不可能用暴力消灭他们。” (“Internal Political Report”Aug.10，1940，RG59，DCF40-44，893.00/Hawkow157，National Archives,Maryland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军政界开始考虑如何从积极方面利用中共的力量。1943年2月11日，美国战略情报局主任威廉?约瑟夫.多诺万与美国国务院商量，考虑派情报人员，如谢伟思，到华北敌后根据地了解中共武装力量，并搜集敌军情报，但由于国务院考虑到国民党政府不会同意，而且可能因此阻碍美国政府在中国不同城市设点，这个计划搁浅了(“Kimbel from OSS，requests sending representatives to Yenan”Feb.11，1943，RG59，DCF40-44，893.00/14968，National Archives,Maryland.)。一年多之后，美军观察组进驻延安，除了外交上的考虑，收集情报是一个重要原因，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多诺万计划的继续。

　　三是曾在中共敌后根据地逗留的西方民间人士，他们当中一些人给盟国军政界留下了有关中共抗日状况的报告。太平洋战争刚刚爆发，1941年12月8日，中共中央就发出《关于保护敌占区英、美人士的指示》，要求各地党组织“对敌占区及其系统下的人士，不问其是否顽固，应多方设法欢迎并保护其到我区，或经过我区退走”(《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档案出版社，1986年，第590页。)。这是中共努力与盟国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一种具体表现。早在1941年6月德国进攻苏联时，毛泽东就强调“与英美及其他一切反对德意日法西斯统治者的人们”建立国际统一战线的重要性(《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06页。)。日本袭击珍珠港之后，中共中央政治局马上召开会议，发布了由毛泽东主持修改的《中国共产党为太平洋战争的宣言》(《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中卷，第344页。)。中共中央书记处指示，“我对英美方之政策，应当是建立与展开中共与英美政府的广泛的真诚的反日反德的统一战线，不应作不真诚与狭隘的表示”(《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第582页。)，随后又决定“与英美及其他抗日诸友邦缔结军事同盟，实行配合作战”(《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第586页。)此后，中共中央宣传部进一步解释了国际反法西斯同盟的理论基础：“反法西斯的美英资产阶级，在其反法西斯一点上均有革命性，以苏美英联盟为基础的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乃是今日世界的基本革命战线，这是一九四一年以后，世界的决定变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第275—276页。)

　　中共保护敌占区英、美人士的政策造成了一种现象，不少西方人士尽管平时与中共毫无交涉，但一旦想要逃离敌占区，往往通过不同的渠道，找到了中共地下组织。在中共地下组织和敌后根据地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人民武装力量的帮助下，一批“敌占区英美及其系统下的人士”通过种种关卡，转移到了根据地。

　　因为离北平、天津较近，又在山区，相对安全，晋察冀司令部所在地吊儿村的“国际饭店”成了部分逃离日占区的西方人士集中的地方。这些人来自欧美的不同国家，如英国的林迈可(Michael Lindsay)(“The North China Front” May 21，1943,RG59，DCF40-44，740.0011 pw/5-2143，National Archives,Maryland.)、美国的霍尔(Martel Hall)(“Martel Hall and the Communist Area”Feb.20，1943，RG208，Entry6，box289，National Archives,Maryland.)、英国的班威廉夫妇(William Band)(Drumright, “Transit of Mr and Mrs William Band through Sian”Feb.16,1944，RG59，DCF40-44，893.00/15277，National Archives,Maryland.)、法国的当舒(Rene d’Anjou)(“Rene d’Anjou on the Communist Area”Oct.11,1942，RG208，Entry7，box 1，National Archives,Maryland.)、比利时的巴布尔(Baboul)(Edward Rice,“Information in Regard to the Communist Territory”Jun.26，1944，RG59，DCF40-44，893.00/7-744，National Archives,Maryland.)、奥地利的傅莱(Richard Frey)(林迈可：《八路军抗日根据地见闻录——一个英国人不平凡经历的记述》，第54页。)等，甚至还有一个德国姑娘布兰尼克(Brenneck)(林迈可：《八路军抗日根据地见闻录——一个英国人不平凡经历的记述》，第67页。)，要去重庆找她美国的未婚夫。这些人几乎没有一个人信仰共产主义，身份各异，有的是医生，如傅莱;有的是技术人员，如巴布尔;有的是教授，如班威廉;有的是银行家，如霍尔;还有的是贵族，如当舒。这些欧美人士为了自身安全，再加上对日本法西斯的仇恨，不甘心生活在日本统治下的城市。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是在抗日根据地短期逗留的过客，敌后根据地只是这些人离开敌占区的跳板。也有少数人在敌后根据地逗留的时间长些，利用这段时间了解了中共在敌后抗战的实情，记录下来。还有的人为了帮助中国人民打击日本侵略者，在根据地生活了相当长的时间，直到抗战胜利，比如林迈可。甚至还有人，如傅莱在中国生活了一辈子。他们中间某些人描述中共抗日状况的报告，至今收藏在美国国家档案馆里。

　　相对来讲，在抗战中期中共对外信息传播三个渠道当中，前两个渠道，即中共的对外宣传工作和西方情报系统的工作，国内外史学界都已经有一定的研究，而对第三个渠道，即这一时期曾在中共敌后根据地逗留的西方民间人士的有关报告记载甚少，相关研究基本上还是空白林迈可、班威廉等人回到西方后，曾发表过关于中共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回忆录，国内外对此有所报道和研究。但是，林迈可、班威廉等人给英美军政界提供的有关敌后根据地的报告，至今仍鲜为人知。。在这篇文章中，我打算利用在美国国家档案馆找到的三份报告，对这一时期中共对外信息传播的第三个渠道做一个介绍,以抛砖引玉，促进相关的学术研究。

　　这三份报告分别形成于1943年3月、1944年2月、1943年5月，作者分别是银行家霍尔、物理学家班威廉、经济理论家暨电子专家林迈可，他们都曾经在晋察冀“国际饭店”逗留过。这三个人工作专业不一样，政治背景也各异，霍尔作为政治上保守、经济上富有的银行家，在报告中承认去晋察冀之前对中共抱有“极深的成见” (“Report by Mr.Hall of the National City Bank in his Observation in Chinese Communist Controlled Areas in the Course of his Trip from Beiping to Chungking”May15，1943，RG59，DCF893.00/14981，National Archives,Maryland.)，代表政治上的右翼;班威廉是中间派;而林迈可虽然说不上意识形态上亲共，但在中国抗战中全心全意地投入了敌后根据地的抗战工作，应该说代表了坚决反对法西斯的左翼。

　　二

　　马戴尔?霍尔是美国花旗银行汉口分行的行长。1938年，霍尔本来想回美国，但是花旗银行总行要求他去关闭北平分行。太平洋战争伊始，霍尔就被困在了北平。他对那些以为美国很快就能打赢而留在北平的同事持批评态度，认为这些人苟且偷生，不仅不能报效祖国，而且下场也会很可悲，最终很有可能丧生在日本法西斯手里。霍尔决心离开北平。通过一个不知名的第三者，他与中共地下组织建立了联系。出于银行家的本能，一见到中共地下党领导人，霍尔就问：“你们需要我付多少钱?”回答是：“你们是我们战争中的同盟者，为中国做了这么多事情，这种帮助是免费的。” (“Report by Mr.Hall of the National City Bank in his Observation in Chinese Communist Controlled Areas in the Course of his Trip from Beiping to Chungking”May15，1943，RG59，DCF893.00/14981，National Archives,Maryland.)

　　到敌后根据地之后，霍尔彻底改变了对中共的负面印象，对晋察冀边区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出于一个公民的职责，考虑到几年来没有美国人到过中共敌后根据地，霍尔觉得自己有必要花较长的时间对晋察冀抗战的情况进行大面积的考察。(“Report by Mr.Hall of the National City Bank in his Observation in Chinese Communist Controlled Areas in the Course of his Trip from Beiping to Chungking”May15，1943，RG59，DCF893.00/14981，National Archives,Maryland.)因此，他没有像多数人那样匆匆忙忙回重庆，然后再回国，而是滞留在晋察冀，在艰苦的环境中旅行了6个月之久，并且“每天虔诚地记日记，共留下了二三百页的文字记载” (“Martel Hall and the Communist Area”Feb.20，1943，RG208，Entry6，box289，National Archives,Maryland.)。

　　1943年前后，八路军安排霍尔与德国姑娘布兰尼克同行，离开敌后根据地。在布兰尼克德国护照的掩护下，霍尔顺利通过日军封锁线，于2月到达重庆。(林迈可：《八路军抗日根据地见闻录——一个英国人不平凡经历的记述》，第79页。)霍尔设法把自己得到的材料和军事地图交给中缅印战区司令部，但是却没有像他想象的那样得到重视。霍尔不甘心，继续向美国驻华使馆汇报自己在敌后根据地的见闻，终于引起了代办文森特(John Vincent)的关注，把他的报告转给了美国国务院。( “Report by Mr.Hall of the National City Bank in his Observation in Chinese Communist Controlled Areas in the Course of his Trip from Beiping to Chungking”May15，1943，RG59，DCF893.00/14981，National Archives,Maryland.)

　　霍尔在报告中从军事、政治等多个方面，对晋察冀敌后根据地作了描述。军事方面，霍尔特别提到了日军的“碉堡政策”(fort policy)。他在报告中说，1937年国民党军队从华北全面撤退之后，八路军进驻华北，与日军寸土必争地争夺控制权。华北山区基本上不受日军控制，游击队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自由活动，每天都对日军进行袭击，而伤员就被隐蔽在山区的小医院里。而在平原一带，日军为了与八路军抗争，实行了和蒋介石当初“围剿”中共一样的碉堡政策。霍尔认为，碉堡政策体现了日本与八路军抗争的困境。虽然碉堡政策使得日军白天能够占领平原地带，晚上却不能阻止八路军分散在各地区活动。( “Report by Mr.Hall of the National City Bank in his Observation in Chinese Communist Controlled Areas in the Course of his Trip from Beiping to Chungking”May15，1943，RG59，DCF893.00/14981，National Archives,Maryland.)

　　霍尔一再强调，军事装备极差的八路军之所以能与武器装备颇为强大的日军长期抗衡，最主要的一点，是军民之间的亲情关系。八路军战士不少是当地居民的家庭成员，老百姓对他们往往像对家里人一样，在情报与给养两方面给予大量的支持。作为有产者，霍尔特别关注本阶层的成员，在报告中专门谈到曾做过他房东的一个大户人家。这户人家两个儿子都在前线打日本。家主觉得，他家的光景比日本占领时要好，而且中共派给他家的税收比他们来之前略低一些。(“Report by Mr.Hall of the National City Bank in his Observation in Chinese Communist Controlled Areas in the Course of his Trip from Beiping to Chungking”May15，1943，RG59，DCF893.00/14981，National Archives,Maryland.)

　　在霍尔看来，中共敌后根据地军民鱼水关系是靠三种因素得以维持与加强的：一是对日本人的仇恨。日军在某个地区占领的时间越长，老百姓往往就越支持八路军。二是中共动员群众的能力。哪怕是最偏僻的穷乡僻壤，中共也一定会派专人负责宣传教育，动员农民。三是中共的组织力量和适应当地民情的政策。例如，敌后根据地地方政府普遍实行“三三制”，1/3共产党员，1/3国民党员，1/3无党派人士。如果共产党员超过了1/3的比例，一部分中共党员就要退出政府。由于长期在中国生活，对当时中国的贪污腐败有很深的感受，霍尔自然而然想了解中共是否也贪污腐化，但他在敌后根据地没有找到这方面的现象。霍尔认为，敌后根据地实行“三三制”，广大群众在许多方面都可以畅所欲言，这种民主作风迫使政府推行廉政。(“Report by Mr.Hall of the National City Bank in his Observation in Chinese Communist Controlled Areas in the Course of his Trip from Beiping to Chungking”May15，1943，RG59，DCF893.00/14981，National Archives,Maryland.)

　　霍尔在报告的最后说：“任何没有来过敌后根据地的人，都不可能真正认识到日本侵略者对这里的人民造成多大的苦难。”日军的足迹几乎踏遍了每个村庄，所到之处，烧杀掠夺，无恶不作。但是侵略者的强暴并没有让根据地的人民屈服，反之，“华北地区人民所做出的真诚的爱国主义的努力与延安以南地区比比皆是的(抗日)惰性形成了鲜明对比”。(“Report by Mr.Hall of the National City Bank in his Observation in Chinese Communist Controlled Areas in the Course of his Trip from Beiping to Chungking”May15，1943，RG59，DCF893.00/14981，National Archives,Maryland.)由于对这种经历感触颇深，霍尔坚持要把自己在敌后根据地的见闻报告给美国政府机构。

　　三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初，燕京大学物理学教授班威廉夫妇起就跟随同事林迈可一起逃离了北平。林迈可从1938年起就与中共游击队建立了联系。他们在八路军的帮助下来到晋察冀边区。当时，林迈可帮助八路军加强无线通讯网建设，开了一个无线电培训班。班威廉担负了教授培训班学员数理化基础课的工作。

　　培训班结束之后，班威廉夫妇决定离开敌后根据地，先到延安，然后从延安到西安，再从西安转到重庆(班威廉:《新西行漫记》，时代出版社，1950年。)。班威廉夫妇生怕被国民党扣住，只在西安战战兢兢地过了一夜。为了人身安全，他们在西安被迫焚烧了两年来的笔记和保存下来的中共文件，只留下了一本日记。即便如此，当时美国驻西安领事馆的二秘庄莱德(Everett Drumright)仍然对他们能顺利离开西安感到惊讶，认为“国民党没有找他们的麻烦，这几乎是一个奇迹”。班威廉夫妇之所以能“漏网”，可能得利于一个巧合。当时便衣警察在火车上盘问班威廉夫妇，得知八路军给他们提供木桌子和木床，而不是土炕，就认为中共还是把他们当外国人来优待，而不是看作自己人，因此大意了。(Drumright，“Transit of Mr and Mrs William Band through Sian”Feb.16，1944，RG59，DCF40-44，893.00/15277，National Archives,Maryland.)

　　1944年初，班威廉夫妇到达重庆。与霍尔不同的是，他们并没有马上回国，而是又在中国生活了一年之久。

　　由于班威廉夫妇从1929年就生活在北平，中文好，了解中国国情，而且政治上明显中立，美国驻华大使高斯(Clarence Gauss)认为他们应该是敌后根据地“不带任何偏见的见证人”，对他们的敌后根据地见闻十分重视(Drumright，“Transit of Mr and Mrs William Band through Sian”Feb.16，1944，RG59，DCF40-44，893.00/15277，National Archives,Maryland.)。1944年初，高斯安排谢伟思为首的三位中国通与班威廉夫妇会谈，了解有关华北中共敌后根据地的情况。

　　班威廉夫妇在谈话中对霍尔所描述的碉堡政策提供了更具体的数字，平汉铁路以东，每隔三里路，日军就建立了一个碉堡，可见日军兵力有多密集。(Drumright，“Transit of Mr and Mrs William Band through Sian”Feb.16，1944，RG59，DCF40-44，893.00/15277，National Archives,Maryland.)

　　在谈话过程中，相对于笼统的评述，使馆人员显然对实例更感兴趣。根据中国通斯普鲁斯(Sprouce)的记录，关于敌后根据地军民关系，班威廉夫妇谈了一段亲身经历：陪他们从晋绥去延安的八路军，穿着与日伪军同样颜色的衣服。路上的村民们看到他们，纷纷带着食物隐藏起来。后来，村民们知道他们是八路军，又都回来了，还无偿为他们提供了吃的东西。(Drumright，“Transit of Mr and Mrs William Band through Sian”Feb.16，1944，RG59，DCF40-44，893.00/15277，National Archives,Maryland.)

　　班威廉夫妇谈到，国民党和日本人对敌后根据地的严酷封锁，虽然给八路军造成了医疗用品与武器的严重短缺，但也有积极的一面。这一封锁政策逼着共产党带领根据地老百姓进行大生产，实现了粮食方面的自给自足。在一个有史以来每隔几年就发生饥荒的地方，敌后根据地在共产党的治理下居然连续几年都获得了好收成。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所有的劳动力，包括八路军军官和士兵，或是全职，或是利用业余时间，都加入了生产粮食的行列。(Drumright，“Transit of Mr and Mrs William Band through Sian”Feb.16，1944，RG59，DCF40-44，893.00/15277，National Archives,Maryland.)

　　班威廉对“三三制”做了一点细节上的补充。他说，敌后根据地地方政府当中1/3是国民党员。这些国民党员往往在日本侵入华北时解散了他们的党部，而当共产党进入这个地区时，又重新恢复了过去的党部。但是他们与重庆国民党中央并不怎么沟通，而是全力支持共产党边区政府，应该把他们称为国民党中的左派。(Drumright，“Transit of Mr and Mrs William Band through Sian”Feb.16，1944，RG59，DCF40-44，893.00/15277，National Archives,Maryland.)

　　班威廉夫妇担心国民党当局知道他们对中共的好评，没法继续在中国生活，要求英美使馆人员对他们的谈话绝对保密。此外，高斯在给美国国务院的信中说：“班威廉夫妇除了同意向英美使馆的人谈论两年多在中共敌后根据地的见闻之外，不打算向任何其他人透露他们有关中共的看法。”班威廉夫妇的担心不是杞人忧天。据林迈可记录，当时从“国际饭店”回大后方的两个法国人，一个在国民党监狱里待了一年之久，另一个在监禁期间被打折了胳膊 (Lindsay Michael，“Letter to Bennett”Aug.20，1944，British Foreign Office Files 1919—1980，Library of Congress.)。出于对班威廉夫妇安全的考虑，英国驻华使馆曾劝他们马上回国，但他们没有接受这个建议 (Drumright，“Transit of Mr and Mrs William Band through Sian”Feb.16，1944，RG59，DCF40-44，893.00/15277，National Archives,Maryland.)。

　　为了保障班威廉夫妇在中国的人身安全，有关谈话备忘录被美国国务院作为绝密文件保存起来，解密后在美国国家档案馆一直保存到今天。回国之后，班威廉夫妇又把他们在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经历写成了一部回忆录，于1947年在英国发表( Claire and William Band，Dragon Fangs : Two Years with Chinese Guerrillas，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1947.)，1950年被裴然先生翻译成中文，取名为《新西行漫记》，由时代出版社出版。但他们的这本书并没有像斯诺的著作那样风靡世界，究其原因，笔者认为，一是时代不同了，中国从抗日战争转向了内战，西方世界的兴趣转移了;二是班威廉没有斯诺那样妙笔生花的文笔。他与美国驻华使馆工作人员1944年初的谈话，或许比他的书在某种程度上影响更大。1944年初，正是美国政府与国民党政府周旋，迫使后者同意其向延安派驻美军观察组的关键时刻，而同班威廉夫妇交流的以谢伟思为首的三位中国通，在这个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

　　四

　　林迈可是班威廉在燕京大学的同事。1938年初，林迈可与白求恩同船来到中国，随即就听说有一支游击队活跃在附近打鬼子。作为一位坚定的反法西斯主义者，林迈可相信总有一天英国会与日本开战。为了了解这支游击队的情况，1938年初，林迈可和几个同事到北平城外寻找游击队，结果和中共冀中八路军建立了联系。(参见林迈可：《八路军抗日根据地见闻录——一个英国人不平凡经历的记述》，第16—21页。)从此之后，林迈可就一直暗中帮助中共，为他们运送药材与医疗通讯设备零件等急需物资，并为他们安装电台。1941年12月，林迈可通过短波收音机收听到了日本偷袭珍珠港的消息，就马上和自己的新婚妻子李效黎带着几个燕京同事离开北平，冒着生命危险找到了八路军，在晋察冀边区安下身来。

　　林迈可对敌后根据地的艰苦生活是有充分思想准备的。他早就下了决心，一旦自己的祖国与日本开战，就加入中共游击队，尽自己公民的职责打击日本侵略者(李效黎：《延安情》，远东出版社，1991年，第27页。)。因此，一到敌后根据地，林迈可就以全部身心投入游击队的活动，不仅因陋就简亲手制作了一批电台，而且为八路军培训了一批掌握通讯技术的骨干。1944年9月，林迈可经过三个月的努力，在延安为新华社建立了一个大型电台，通过功率强大的天线和准确的地理位置计算，把新华社消息每天传到美国西海岸和印度。国民党政府以为美军观察组向中共提供了电台，向美国政府提出了外交抗议。(林迈可：《八路军抗日根据地见闻录——一个英国人不平凡经历的记述》，第100页。)

　　林迈可深深感到中共抗日活动没有被国际反法西斯阵营所了解，更谈不上支持与援助，觉得非常遗憾。为了唤起国际反法西斯阵营对中共游击战的重视，林迈可把自己所了解的中共抗日的真实情况，通过报纸以及自己以前当过外交官的官方渠道，传到英美等同盟国中间去。

　　美国国家档案馆里收藏了一份题为《华北游击战》的报告。报告长达26页，但没有署名。不过，美国驻华使馆1943年5月6日把这份报告摘录转载给了国务院远东局，国务院工作人员佩克斯(Perkins)在介绍中明文指出该报告是由林迈可写的。 (“The North China Front”May 21,1943，RG59，DCF40-44，893.00/14996，National Archives,Maryland.)事实上，这篇报告文字简练，论述精辟，与林迈可这位前燕京大学教师的风格相似。而且，报告中的诸多观点在林迈可后来撰写的著作当中经常出现，只是在这篇报告中相对少了些铺陈描述，多了些分析。考虑到这篇报告虽然没有署名，但保留了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地图以及目录，相对完整、系统一些，本文仍以此为准，只用国务院的摘录来确认作者的身份。

　　林迈可观察敌后根据地的视角独特。他不是共产主义者，却又长期在八路军中工作。他是一个知情人，对敌后根据地工作有深入了解，却又是一个旁观者，不受任何组织纪律的约束，能够畅所欲言。这种既是知情人又是外来客的立场不可多得，使他对敌后根据地的分析往往比其他人都更深刻、更切合实际。美国战略情报局的成员在林迈可的报告之前加了一个简短的引言，其中明确指出，这份报告是基于“一位极为聪明能干的英国青年人对华北游击根据地的个人观察。这位年轻人自从1941年12月7日逃出北平之后，就一直生活在游击区。由于他有难得的机会观察敌后根据地，并乐于观察，报告提供了对华北局势值得信赖的描述” (“The North China Front”May 21,1943，RG59，DCF40-44，740.0011 pw/5-2145，National Archives,Maryland.)。

　　林迈可的报告一开始就强调，以陇海铁路为界，“几乎整个华北都是中共领导的八路军的游击区，其中有永久的根据地，日军只在大规模‘围剿’时才能进入，另一些是较为临时的根据地，中共与日军分时期掌管”。这个广阔的游击区鲜为人知，1939年以来没有一个西方的观察者报道过这个中国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The North China Front”May 21,1943，RG59，DCF40-44，740.0011 pw/5-2145，National Archives,Maryland.)

　　像霍尔和班威廉一样，林迈可也认为，中共发动群众的能力，是敌后根据地之所以能够在极为艰难困苦的条件下长期坚持抗日的主要原因。同时，他进一步解释道：在欧洲国家，老百姓尽力反击外来侵略者，是不足为奇的。“而在传统中国社会，人们首先忠于家庭，而不是国家。”国民党政府与边区的农民几乎毫无联系，直到1937年，一些山里人还以为生活在清朝。林迈可举例说明，日军的残酷虽然也是逼着华北老百姓反抗的重要原因，但如果没有中共的组织领导，反抗不可能成功。具体来讲，一方面，老百姓的仇恨不可能真正转化为卓有成效的抗日力量，例如1938年的一次3万人参加的冀东民众自发的抵抗运动，由于没有有效的组织领导，就被镇压下去了。另一方面，如果没有有效的组织领导，哪怕再精良的装备也不起作用。例如，国民党在河北、山东留下的军队武器装备远远胜过当地的八路军，但是由于国民党部队领导人不相信群众的力量，根本无法抵挡日军的进攻。(“The North China Front”May 21,1943，RG59，DCF40-44，740.0011 pw/5-2145，National Archives,Maryland.)

　　林迈可指出，有了中共卓有成效的组织领导，日军无论怎样绞尽脑汁，也没法摧毁根据地的抗日烽火。日军多次对华北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据统计，仅仅从1942年1月到7月半年中，日军就对华北根据地进行了6次大“扫荡”，每次投入兵力至少1.5万人，最大的一次仅在冀中地区就集中了5万余兵力。1939年后，日军对敌后根据地派出了大量驻军，在重要的县城周围都修了公路，但这也几乎没给游击队的活动造成太多的阻碍。例如，在冀中平汉铁路与青浦铁路之间100英里见方的地带，1942年春季，日军有1000个左右的碉堡与据点，1.3万日军与3万伪军在那里安营扎寨，但游击队仍然活跃在那里，而且根据地政府仍在很大一部分地区继续开展工作。日军大规模“扫荡”只能使八路军主力部队暂时撤离到山区，“扫荡”一过，八路军又出没在青纱帐里。为了与日寇进行迂回斗争，敌后根据地采取了包括地雷战与地道战在内的多种斗争方式。(“The North China Front”May 21,1943，RG59，DCF40-44，740.0011 pw/5-2145，National Archives,Maryland.)

　　日军对敌后根据地为什么如此残酷?林迈可对此进行了分析。他认为，日本高层不是完全没有意识到民心的重要性，只是从一开始日军纪律性就极差，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丧失了人心。几年之后，即便想改，也已经是覆水难收了。而且，日军侵华战争目的之一就是掠夺资源，这一点使他们无法用人力物力去收买人心。林迈可判断：“日军在1937年失去了他们得到老百姓至少能够容忍他们的机会。几乎可以说，日军如果一开始就枪毙几百个(违法乱纪的)军官，那时候就有可能征服华北。”(“The North China Front”May 21,1943，RG59，DCF40-44，740.0011 pw/5-2145，National Archives,Maryland.)

　　林迈可一再强调，八路军对日军的进攻深受装备不足的限制。“如果中国部队装备好些，整个华北的局势会截然不同。一些轻型机关枪甚至是远射程的步枪，就能让山里的通讯线路无法畅通。如果中国部队能用机枪还击，现在平原上夹在壕沟里的公路就会成为小股日军的死亡陷阱。”(“The North China Front”May 21,1943，RG59，DCF40-44，740.0011 pw/5-2145 ，National Archives,Maryland.)林迈可认为，只要中共装备好些，打败日军并不困难。可以说，这是林迈可到处宣扬中共抗日的最主要原因。

　　林迈可也谈到了“三三制”，但在他的报告中，霍尔、班威廉所说的1/3的国民党员换成了有产阶层。当时，几乎所有跟中共有接触的西方人，包括记者与美军观察组成员都提到了中共的“三三制”。他们对“三三制”中1/3共产党员的成分没有多少异议，只是班威廉注意到共产党的影响在陕甘宁边区要远远超过晋察冀 (William Band，“Report by Mr.W.Band on Chinese Communist Areas”Mar.6，1943，British Foreign Office Files for China，1919—1980，Microfilm，Library of Congress.)，但对共产党之外的两种成分往往理解各异，特别是对国民党或上层阶层，有些众说纷纭在中共中央制定的“三三制”政策中，共产党员、党外进步人士、中间派各占1/3。(参见《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第553页。)。这种不同的理解可以归因为这一政策本身的灵活性。毛泽东在1940年12月13日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的电报中说：“应坚决实行‘三三制’，共产党只占三分之一，在开始时还可以少于三分之一……真正组织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联合政权，力避我们包办。这对于全国是有大影响的。”(《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中卷，第241页。)各地按照中央的精神，执行起来或多或少有些不同。实际上，中共当时的政策，包括外交政策，都有一定的灵活性，至少在这些西方观察者眼里看来是这样的。出于尽可能地应对敌后抗战残酷环境的目的，中共地方党组织执行这些政策既有全党服从中央的组织纪律性，也有因地制宜的灵活性。如果没有这种既严明又灵活的组织系统，就无法发动全民抗日，中共就不可能坚持八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游击战。用林迈可的话来说：“精密设计的组织系统，虽然引起了不少怀疑，其实是在敌后根据地对力量悬殊的敌人开展游击战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The North China Front”May 21,1943，RG59，DCF40-44，740.0011 pw/5-2143，National Archives,Maryland.)

　　五

　　虽然晋察冀“国际饭店”的这些西方过客们并不是妙笔生花的记者与职业作家，但几乎每个人都从自己的专业角度观察了他们所看到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描述了他们的见闻，往往在某些方面有独特见解。在他们眼里，中共领导下的敌后根据地在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中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他们当年写报告，主要有一个较为现实的目的，那就是把中共抗日的真实状况传递给外界，特别是盟国的军政界，以便使中共的抗日斗争得到盟国方面实质性的支持，从而加速日本法西斯的灭亡。

　　但是，他们的报告是否起到了作用呢?我们这次去美国国家档案馆收集文献，时不时在美国政府文献中发现这些人对中共抗日根据地的描述。每个政府官员在介绍这些人的文字报告时，都强调他们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用以表明他们对中共抗日的赞誉并非受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有时还特地强调某个人与共产主义背道而驰的背景，如霍尔的银行家身份，以此来衡量他们对敌后根据地描述的可信程度。同时，当时国民党政府又尽可能地封锁消息，生怕英美政府会受到这些西方见证人的影响。从美国政府的重视程度和国民党的防御心理来看，这些因为偶然机会成为中共抗日观察者的西方人，进一步促进了美国有关方面对敌后根据地情况的了解，从而对美国政府1944年最后下决心派美军观察组到延安可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无论如何，对当年处于国民党新闻封锁之中的中共来说，这些报告无疑成为对外传播信息的一个突破口。

　　(本文作者上海交通大学教授上海2002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