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中的在华日人反战组织及其活动
文章来源：中国共产党历史网    作者：刘德峰 孙靖    发布时间：2015-10-18 21:02    点击量：1762    大 中 小

　　内容提要：在抗日战争中，有这样一群身份特殊的人，他们是日本人，但他们坚定地站在了中国人民抗日斗争的队伍中，甚至为此浴血战场;他们深爱自己的祖国，却毅然冲破狭隘的民族主义的道德标准，勇敢地正视侵略战争的罪恶。在华日人反战组织就是由这样一群为正义与和平而战的人们组成的力量。自1939年建立以来，他们与中国军民并肩作战直至抗日战争胜利，用反战的实际行动，在中日人民心中树立起了高大的丰碑。本文简述了在华日人反战组织的建立、发展及其主要活动，分析了其在抗日战争中特殊的重要作用，回击了日本一些政治组织和政治人物无视铁的历史事实，一再美化甚至否认侵略历史的言论，以此教育人们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珍爱和平，维护和平。

　　在华日人反战是在中国国土上发生的日本人民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一场特殊的伟大斗争。当时在华的一部分日本革命志士、觉悟了的日本士兵、居留民和日本俘虏，在中国共产党的努力争取和日本共产党人的积极配合下，毅然加入到中国人民抗日斗争的行列中，展开了有组织的反战斗争，成为瓦解和削弱日军的一支不可替代的力量，为反对日本法西斯，争取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一、在华日人反战组织的建立和发展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不移地站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的立场上，对战争的性质、斗争的对象、可团结的朋友及战争的发展作了科学的估量，认识到中国人民的真正敌人不是日本全民族，而是日本法西斯军阀、财阀，日本人民同样是战争的受害者，确定建立中日两国人民反对日本法西斯主义的国际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坚定地秉持优待俘虏政策，对日本俘虏不加侮辱、不施责骂，并尽其所能给予他们生活上的照顾和情感上的尊重。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俘虏政策，使得日本俘虏与中国抗日军民首先在感情上达成了某种程度的融洽和谅解，并为在华日人反战组织的建立创造了条件。

　　在华日人反战组织的建立和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最终走向了成熟。

　　(一)分散建立阶段

　　1938年起，抗日前线各地，开始了对日本俘虏的教育和感化工作。

　　1939年1月2日，日本俘虏杉本一夫、小林武夫、冈田义雄3人，在山西省武乡县王家峪村，在由八路军前方指挥部、政治部和警备部队的千余名指战员参加的新年联欢晚会上，宣布参加八路军，受到朱德等八路军指战员的热烈欢迎，成为抗日战场上的第一批“日本八路”。同年11月7日，以他们3个人为核心，在山西省左权县麻田镇八路军野战总部，召开了“觉醒联盟”成立大会，这是敌后抗日战场上的第一个日人反战组织。觉醒联盟的宗旨是：呼吁广大日本士兵觉醒，起来反对非正义的侵略战争;反对日本侵略中国，揭露日本法西斯破坏和平的本质和罪恶;学习马列主义、学习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宝贵经验，研究日本问题;号召日本人民和中国人民团结起来，共同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觉醒联盟总部设在八路军总政治部，创办了机关刊物《觉醒》。

　　1939年12月23日，在周恩来、郭沫若和国民党军队中部分爱国人士的支持下，在华日本革命志士鹿地亘克服重重困难，在国统区桂林成立了“在华日本人民反战同盟”西南支部。坂本秀夫担任支部代表。西南支部创办了机关刊物《人民之友》。1940年7月20日，经过长期的准备工作，由鹿地亘担任书记长的“在华日本人民反战同盟”总部在重庆成立。总部创办了机关刊物《为真理斗争》。同年，在国统区的鄂北、洛阳相继成立了反战同盟第五战区支部和反战同盟洛阳支部。国统区的反战组织成立以后，在湖北、广西、广东前线阵地开展工作，成绩卓著，社会评价很高。但1941年8月23日，反战同盟被迫解散。

　　1940年7月7日，在革命圣地延安的日本反战人士森健、高山进、市川春夫，在日本共产党领袖野坂参三的领导和八路军的直接帮助下，成立了“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延安支部”。其宗旨是：在中国共产党及八路军的领导下，高举反战的旗帜，与中国人民联合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结束侵略战争，为解放中华民族和日本人民而奋斗到底。同时，在支部机关刊物《士兵之友》创刊号上发表成立宣言，强调“只有这种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所进行的战争，才是真正的圣战，才真正是我们日本人民应负的责任和应尽的义务”。[①]

　　由于国民党有关部门的阻挠，反战同盟延安支部在建立过程中，并没有得到国统区反战同盟总部的指导，工作也不受其制约。所以延安支部对后来在各根据地建立的反战同盟组织与觉醒联盟对其所属各支部一样，均发挥了“总部”的作用。

　　从1939年11月到1942年8月，敌后战场上的日人反战组织处在分散建立阶段，没有统一的名称和组织形式。在晋西南成立的“觉醒联盟”和在延安成立的“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延安支部”分别发展自己组织。到1942年8月以前，“觉醒联盟”发展了5个支部，拥有会员近60人。5个支部分别是：太行支部、冀南支部、冀鲁豫支部、山东支部、太岳支部。“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延安支部”方面，到1942年8月以前，也发展了3个支部，分别是冀中支部、晋察冀支部和山东支部。

　　在敌后战场上，还有两个组织与在华日人反战组织的发展密切相关。一个是被称为反战士兵熔炉的“日本工农学校”，另一个是被称为反战组织核心的“在华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

　　由毛泽东定名的“日本工农学校”创办于1940年10月。1941年5月15日，在延安八路军大礼堂举行了正式开学典礼。延安日本工农学校是一所教育改造日本士兵、日本俘虏的新型的政治学校。《日本工农学校总则》明确规定：“本校以对日本士兵施行政治教育为主要目的。”根据办学目的，学校还制定了“和平、正义、友爱、劳动、实践”的“十字校训”。学习科目有政治学、经济学、日本问题、时事问题等，学制为一年。校长由野坂参三担任，学校教员除野坂参三外，均为曾留学过日本的精通日语的中国人。日本工农学校的创办，标志着八路军、新四军的日俘改造工作进入了正规化、系统化的崭新阶段。[②]

　　继延安日本工农学校开办以后，各根据地的日本工农学校分校和日俘培训班也逐渐办了起来。由于教学方法得当，日本工农学校在短期内培养了大批合格学员。他们中的大多数在毕业后都参加了各地的反战组织，为日人反战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增添了力量。

　　日本工农学校的教育，促使一批日本无产阶级革命战士迅速成长起来。为了适应战后重建日本共产党的需要，日本共产党领导人野坂参三决定，将在华日本人反战队伍特别是延安日本工农学校中的先进分子组织起来，加以进一步锻炼和提高，建立一个比反战组织更高级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预备组织，并定名为“在华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下，1942年6月23日，在华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延安的日本工农学校内举行了隆重的成立大会。森健当选为同盟总书记，高山进当选为副书记。到1945年8月，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已发展到17个支部，拥有盟员数百人。

　　(二)联合统一阶段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为解决扩大侵略带来的人、财、物力的不足，日本法西斯加紧了对国内人民的压迫和榨取。难以承受的重负使得日本国内人民的反战斗争日益高涨。同时，中国人民数年来的浴血奋战，彻底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企图迅速灭亡中国的狂妄计划，在日军官兵归国无期、胜利渺茫的低落情绪中，日军内部的反战活动逐渐增多。为适应新的形势，最大程度地发挥日人反战运动的作用，迫切需要改变在华日人反战组织分散建立、各自为政的局面，建立一个统一的、对整个敌后日人反战活动有号召力的组织。为此，反战同盟延安支部发起了召开全华北反战团体大会的倡议。

　　1942年8月20日，华北日本人反战团体代表大会在延安日本工农学校召开。反战同盟延安支部、山东支部，觉醒联盟总部、太行支部、冀南支部、冀鲁豫支部、山东支部、太岳支部共8个反战组织的代表参加了会议。大会根据觉醒联盟总部的提议，决定华北的两大反战团体——觉醒联盟和反战同盟合并，成立统一的领导机构——“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并讨论通过了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的纲领和章程。为了华北日人反战组织名称的统一，经觉醒联盟总部代表提议，与会代表一致同意将觉醒联盟改名为反战同盟。大会选举杉本一夫为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会长，森健、松井敏夫为副会长，高山进、茂田江纯、泷泽三郎、梅田照文为执行委员。

　　会议期间，代表们认真总结了过去的工作经验，制定了适应新的反战斗争形势的《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工作方针书》。《工作方针书》指出：在目前的国际形势下，反战同盟努力的方向和任务是克服困难，迎接胜利。加强反战同盟内部的统一团结，加强学习教育，同时不断地向日军进行宣传工作，和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并肩战斗，以达到粉碎日本侵略战争机器——军国主义政府的目的，取得最后胜利。[③]

　　这次大会的召开，使华北各日人反战团体在组织上得到了空前的统一。分散在各抗日根据地的日人反战团体，从此有了统一的领导，明确的纲领和任务。

　　与华北日本人反战团体代表大会同时开幕的，还有另一个意义重大的大会，即“华北日本士兵代表大会”。参加会议的代表来自在华北与八路军作战的19个日军部队的士兵和下级军官。代表们包括日军内部除空军外的所有兵种，和从二等兵起到少尉为止的所有级别。他们从日军士兵的立场和切身的利益出发，讨论制定了“使敌军工作走向成功的钥匙”[④]的《日本士兵要求书》。

　　从1942年8月到1944年1月，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建立后的两年，反战同盟无论是在扩大组织，还是积极广泛地开展工作方面，都取得了突出的成绩。反战同盟的支部，从华北扩展到华中，新四军里也相继成立了5个支部，即苏中支部、苏北支部、淮北支部、淮南支部、第五支部。同时，盟员的数目也成倍增长。

　　(三)壮大成熟阶段

　　1944年春季以后，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华北、华中、华南根据地军民对日军展开了由局部到全面的反攻作战。随着形势的发展，日本共产党代表野坂参三不失时机地提出“日本人民阵线”方针，提出反战组织的迫切任务，在当前，不只是争取日本士兵反战，而应充分地代表广大日本士兵和日本人民的根本利益和要求。为此，1944年1月15日，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扩大执委会在延安召开。会上，野坂参三作了题为《日人反战同盟扩大执委会和日本人民解放联盟的成立》的报告，指出反战同盟进行更广泛政治斗争的主客观条件已经成熟，有必要成立“日本人民解放联盟”，负起反战、反法西斯的人民阵线的重大任务。

　　1944年2月16日，扩大执委会通过了《日本人民解放联盟纲领草案》和《日本人民解放联盟章程草案》，决议成立“解放联盟创立准备委员会”和“反战同盟善后处理委员会”。大会还通过了《致八路军、新四军内的日本人反战同盟各支部书》，给在中国和其他国家日本人的《告各地日侨书》。大会选举野坂参三、森健、杉本一夫为解放联盟创立准备委员会华北委员，冈本进为创立准备委员会华中委员。华北、华中反战同盟各支部，经过讨论，一致同意由反战同盟改组、发展为解放联盟。1944年4月9日，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宣布正式解散，其一切工作，移交给解放联盟创立准备委员会。同时成立了“日本人民解放联盟创立准备委员会华北地方协议会”，由吉田太郎担任委员长。

　　解放联盟成立后，重庆《新华日报》发表了题为《请看世界新面貌》的社论，指出：这是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它统一了在华日本反战人士的斗争和日本国内、海外日侨的斗争，定将推动战后出现一个民主、自由的新日本。[⑤]

　　日本人民解放联盟的成立，得到国统区日人反战运动领导人鹿地亘的大力支持。他积极响应组织解放联盟，并表示“在重庆准备成立类似日本人民解放联盟的组织”。[⑥]但终因国民政府的阻挠，未能实现。

　　为了更有效地开展工作，解放联盟华北地方协议会设立了“日军暴行调查委员会”、“侨民(居留民)对策委员会”、“日本军队研究会”等机构。日本人民解放联盟各级组织也相继建立。到1945年8月，解放联盟支部达到20个，盟员1000余人。

　　1945年9月后，随着中国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在华日人反战组织也完成了反对日本侵略战争，争取中日民族解放的历史使命。日本人民解放联盟成员大部分陆续回国，日本人民解放联盟自行解散。

　　二、在华日人反战组织的主要活动

　　抗日战争时期，在华日人反战组织开展了广泛的反战和瓦解敌军工作，在对敌斗争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一)对日军的反战宣传活动

　　反战组织成员利用他们熟悉日军内部情况，了解日军的思想、语言、风俗习惯等优势，创造出几十种行之有效的反战宣传方式和方法，如书写日文标语，编发传单，在前线和堡垒前喊话，制作发放节日慰问袋，用电话谈心，给熟人或朋友写信，编发日文刊物、报纸，日语广播，编写诗歌、话剧、歌曲，与日军联欢等等。

　　1、几种主要的反战宣传方式

　　书写日文反战标语，是各日人反战组织开展对日军宣传的主要方式之一。他们在日军驻地、据点的周围，在日军可能经过的地区的树木、电线杆、桥梁、岩石、庙宇、残垣断壁上书写日文标语。其内容广泛深入，例如：“亲人们望眼欲穿等着你回去!”“迎接白木匣的妈妈泪如麻。”“中日人民没有仇恨!”“杀戮无辜的中国平民，如同屠杀自己的父母兄弟!”“八路军绝不杀俘虏，会兄弟般地接待你们!”“我们在八路军中过着愉快的生活。”每条标语后都写着日人反战组织的名称。标语宣传的优势在于不拘场合，不受太多条件的限制，且标语短小精悍、简明扼要，日本士兵易看易记，也不容易被破坏。

　　编发传单也是最常用的宣传方式之一。各日人反战组织将八路军的日俘政策、日本军部发动侵略战争的罪恶目的等内容编印成传单或小册子，想方设法将它们散发到日本士兵手中。在这方面，觉醒联盟冀南支部的成绩比较突出。冀南支部盟员能够根据当地日军内部的一些具体情况，及时编写、印刷传单，有针对性地向日军进行宣传，收到很好效果。特别是盟员秋山良照，不但能写文章，还善于绘画，能制作很精美的读物。他的文章能抓住日本士兵的心理，在冀南日军中有很高的认可度。各反战组织编印的《告日军士兵书》也是能唤起日军共鸣的反战传单。比如，反战同盟延安支部在《告日军士兵书》中写到：“受委屈的战友们!请你们想想，我们日本士兵和人民在这场战争中得到的是什么?是血和泪的海洋!是军费、公债!税收!是贫穷和死亡!除此之外还得到些什么呢?”觉醒联盟太行支部在《告日军士兵书》中写到：“日本士兵们，你们的家属及国民的大多数遭受涂炭之苦，苦闷不堪。然而只有一小撮人依靠战争获取巨大利润，过着肆意妄为的豪华生活。这极少数人就是大军阀资本家和军部的高级军官……”[⑦]各反战组织还编写了大量的反战诗词、歌曲、散文、书信等，并印制成传单。反战同盟冀中支部编写了许多反战歌曲。其中一首的歌词是：“啦，啦，啦……丢下老婆孩子丢下家，来到支那打天下，今天这儿，明天那儿，白天黑夜去厮杀。家里没有米，孩子叫妈妈，娘啊没办法，没办法呀!盼望丈夫早回家……”[⑧]反战传单方便携带和传阅，是对日军士兵无声的反战渗透。

　　在前线和堡垒前喊话是最直接的反战宣传方式。在战斗前，反战组织盟员向日本士兵喊话，宣传日本士兵不要替日本军阀卖命，充当炮灰，以动摇其作战意志;当日军被包围或向日军冲锋时，则宣传八路军的宽待俘虏政策，以瓦解日军，促使其缴械投降;在日军黑夜驻扎时，则在日军宿营地附近宣传战争给日本人民和士兵带来的痛苦，或唱反战、厌战歌曲，以促使日本士兵产生厌战和思亲思乡情绪等等。1942年觉醒联盟太行支部对老顶山分遣队的喊话就是一次成功的例子。参加喊话的大西，曾是该部队的成员。当碉堡里的分遣队队长得知喊话的人是自己曾经的同乡和战友大西时，激动得哭了。谈话中大西向日军士兵谈到了八路军的日俘政策和日人反战组织的情况。谈话结束时，日军士兵纷纷挽留大西，并约定下次再谈。

　　制作发放节日慰问袋是最温馨的反战宣传方式。慰问袋是日本国民对士兵们的一种慰问形式。当出征的士兵在前线作战时，国内民众自愿将日用品、食品、慰问信等装进特制的布袋里，寄送到前线，以鼓舞士兵的斗志。在日军侵华初期，日本士兵平均每年可收到8-12个慰问袋，里面装的食品物品也比较精致高档。到1941年，就只有1-2个了，里面装的东西质量也大大降低。这反映出长期的战争使日本国民生活贫困，对战争热情大大降低。针对这种情况，从1941年开始，觉醒联盟和反战同盟的一些支部，在根据地军民的支持下，动手制作慰问袋，里面装上烟、酒、红枣、毛巾等日用品，还有一封慰问信，信的落款署上反战组织的名称。每逢春节、4月樱花节、7月中旬的盂兰节等日本的传统节日，向各日军据点分送。1941年底，河北平山县王大齐碉堡的日军分遣队队长高本，在接到慰问袋和宣传品以后，就友好地回赠了礼品，并写了一封感谢信。1942年初，灵寿县井陉日本士兵接到反战同盟晋察冀支部的慰问袋后，失声痛哭。

　　此外，电话谈心、开办日语广播等也是反战组织经常使用的反战宣传方式。这一阶段，日人反战组织的反战宣传活动，在较广范围内揭穿了日军军部蒙蔽士兵的谎言，让日本士兵对八路军的日俘政策和中日战争的本质有了全新的认识。日军内部的自杀之风，逐渐被逃亡和投诚八路军、新四军所代替。1941年3月20日，晋东南汾阳城日本士兵8人集体逃亡;5月18日，日本士兵10余人将唐山马兰峪据点的军事设施全部捣毁，集体向八路军缴械投降;7月，晋中地区发生了数起日军投诚事件;9月15日，平山北日军据点一名日本翻译携手枪两支，投奔了八路军。1942年5月，日军第五十八团开赴湖北作战时，一次就有18名日本士兵逃亡，部分投诚新四军。日本士兵逃亡和投诚事件的日渐增多，显示了反战宣传活动的巨大威力。

　　2、激发日本士兵为争取自身权利而斗争的反战宣传活动

　　1942年8月，“华北日本士兵代表大会”讨论制定了《日本士兵要求书》，与之前的正面反战宣传不同，《日本士兵要求书》中，没有包含直接反战的因素。它提出的228条要求，都是贴近日本士兵生活实际，符合他们切身利益的，比如“要求停止强迫存款，准许士兵自己做主”，“要求给吃饱饭”，“要求不扣拿慰问袋里的东西”等等。《日本士兵要求书》还提出了实现这些要求的斗争方法，以便日本士兵运用。在华日人反战组织力图通过这种易于被日本士兵接受的宣传，达到从内部瓦解日军的目的。

　　华北各地的日人反战组织统一后，各地组织在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的领导下，不断改进宣传内容和形式，开展了更具针对性的反战斗争。1942年9月至12月底的4个月中，反战同盟冀南支部对驻扎在第二、四、五、六4个分区内的5286名日军作了多渠道的调查，掌握了日军内部的大量情况。然后，有的放矢地进行宣传，促使22名日本士兵逃亡。1943年5月，日军独立混成第四旅团长官合伙贪污，致使士兵吃不饱饭，而士兵不知该怎么办。反战同盟晋察冀支部得知这个情况以后，就向他们散发了《日本士兵要求书》和“让我们吃饱饭”的传单，并向他们讲明如何联合起来进行斗争，第四旅团的士兵一试行，果然奏效。生活有了改善，他们非常感谢反战同盟。反战同盟冀鲁豫支部曾在距某日军据点不远处的一面砖墙上，画了一幅彩色漫画，画面是在一日本士兵的照片下，放着饭和菜，旁边是该士兵的母亲跪着祈祷神灵，保佑远征的儿子平安回家，漫画下有一行日文标语：“你们的家族等着你们回家!”当地日驻军小队长路过这里时，沉思良久，感慨万千，下令士兵不得破坏。不久后，中队长来这里见了漫画，十分恼火，责问小队长，小队长答应马上擦掉，但中队长走后，仍然未擦。驻涟水城的一名士兵藏着一张投奔新四军的“通行证”，被伍长发现后十分紧张，伍长指指自己的头，然后取下帽子，原来他自己也藏了一张。

　　反战同盟的宣传，充分考虑到了日本士兵的切身利益，不仅有效激发了日军内部争取士兵权利的斗争，而且大大降低了日本士兵对八路军、新四军和反战同盟的敌对情绪。反战同盟太行支部盟员夜间经常深入日军据点附近与哨兵通话，日军哨兵极为欢迎。有些哨兵说：“黑夜中，孑然一身，处于异国的土地上放哨，极感寂寞和痛苦，反战同盟的喊话，却带来了很大的安慰。”[⑨]在冀南，在反战同盟和八路军的争取下，建立了一些“和平据点”。有一个叫津金的少尉分队长，每次出去执行任务，他都亲自打着小白旗，他不打八路军，八路军也不打他。日军5次合击八路军，他的小队都故意迟到，使八路军得以乘隙突围。[⑩]1943年，据日本防卫厅统计资料表明，从年初到11月止，发生日军官兵投诚事件18起。华中仅1942年一年，就有日军士兵14人主动投诚新四军。

　　3、谋求更高目标的反战宣传活动

　　1944年4月，“日本人民解放联盟”创立，反战宣传活动的目标也发生了飞跃性的变化。即不再仅以反战为目标，而是在此基础上，为谋求建立和平与自由的新日本而斗争。围绕这个目标，各地反战组织的反战宣传活动增加了新内容，即争取日本居留民及日侨，控诉日军在华暴行。

　　各地反战组织紧密配合解放区军民的战略反攻，在冀晋鲁豫、山东等日人反战组织有了一定发展的地区，反战组织几乎承担了该地区对日军宣传的全部工作。1944年1月至6月的半年中，华北各地反战组织共印发了110多万份传单，华中各地也印发了数十万份。向日军广泛宣传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形势，指出日本法西斯灭亡在即，指明了日军官兵应该选择的正确道路。1944年秋，解放联盟胶东支部成员随八路军开展秋季攻势作战。在攻打日军据点水道的战斗中，支部成员小林清、斋藤、高桥等冒着日军的枪弹，在阵地前沿，以铁皮制的话筒连续展开政治喊话，争取了10名日本士兵挣脱了长官的控制，于战火中逃跑投奔了八路军。在围攻荣成县城的战斗中，胶东支部成员向城中日军四面发起宣传攻势，一些刚投诚过来的日本士兵也主动上前线呼吁同乡放下武器。该城日军顿时陷于四面楚歌的境地，军心涣散，放弃据点，全部逃窜。在行军中，一名日俘想伺机逃跑，投诚过来的日本士兵和田以上等兵的资格罚他立正，并训斥他：“你在这里还想逃跑，跑到哪里去?你要是跑了，我们大家都没面子。你的良心小小的!”[11]从1944年1月到6月，包括胶东支部在内的解放联盟山东各支部配合八路军争取和俘虏日军292人。

　　在对日本居留民及侨民的争取工作中，日人反战组织首先从揭露日本军部的欺骗宣传入手。在印发的传单等宣传品中，宣传了中国共产党对待日本人民的一贯政策及根据地抗日政府颁布的有关优待日本人民的政策，号召日本居留民及日侨丢掉对日本军部及侵略战争的幻想，认清形势，或是投奔抗日根据地，或是在敌战区，联合反战同志，以各种方式，投入反战斗争。随着解放区军民战略反攻的节节胜利，不断收复失地，各地反战组织的宣传范围也逐步扩展到日占大中城市外围和一些日人开办的工矿企业。山东八路军在临清某次战斗中，俘虏了日侨古野夫妇。在反战组织的宣传教育下，古野觉悟提高很快，表示赞成解放联盟的活动，并主动要求回去设法宣传鼓动日本士兵进行反战斗争。古野回去后，积极进行反战宣传，启发日本士兵停止对中国人民的敌对行为，不要为日本军阀卖命。不幸的是，古野的宣传活动被日本宪兵队发现，不久被杀害。在反战组织的争取下，许多日籍职员、商人转变了对中国人民的敌对态度，八路军、新四军还根据反战组织掌握的线索，通过这些日人，购进了大批的军火、弹药及军需品。

　　为控诉日军在华暴行，日本解放联盟各支部均设立了日军暴行调查委员会。调查委员会通过座谈回忆、调查走访等形式，向根据地群众和日本士兵收集有关日军暴行的材料。太行、太岳、冀南等支部还以传单的形式，将收集日军暴行的通知散发给敌占区人民，要求他们将了解到的日军罪行和罪犯的姓名记录下来，设法交给反战组织。在不长的时间内，解放联盟各支部就收集了大量控诉日军暴行的材料，这些多来自日本士兵亲身经历的材料，事实确凿，为战后清算日本法西斯罪行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二)积极参与抗日根据地各条战线的建设

　　在华日人反战组织成员，在大力开展对日军反战宣传活动的同时，还积极参与抗日根据地的生产、宣传、教育、军事、卫生等战线的建设。

　　1943年各根据地掀起大生产运动，并没有要求在华日本反战友人参加。对日人反战组织及日本工农学校，“政府保证一切必要的经费”。然而延安的日本反战友人提出，不能只要中方照顾，他们也要参加生产劳动。他们自愿投入到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中，到1944年春共开垦荒地90亩。延安日本工农学校的学员还根据自身的特长，组成木工、锻造、玩具制造等生产小组，从事多种生产经营活动。1943年，该校仅农业、纺线、木工三个组的劳动成果折算成小米，就达66石。在大生产运动中，反战组织和日本工农学校的成员中，还涌现出一批劳动模范。1944年，陕甘宁边区召开劳动英雄大会，日本工农学校学员新川久男被评为边区特等劳动模范，学员前岛、西村等也被评为劳动模范。在晋冀鲁豫地区，反战同盟成员田村和青昭荣获一等劳动奖章。在华中，反战同盟淮北支部长后滕勇、苏北支部长古贺初美等均光荣地出席了根据地召开的劳动模范表彰大会。

　　在对根据地、游击区及敌占区中国民众的的抗日宣传方面，日人反战组织开展了大量的工作。反战组织成员以自己的反战行为向中国民众说明，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不是孤立的，它不仅得到了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广泛同情和支持，连法西斯统治下的日本人民也坚定地站在中国人民抗日斗争的队伍中。这就大大鼓舞了中国人民争取抗日胜利的信心和决心。在根据地召开的各种政治集会上，反战组织成员均积极要求发表演讲、做报告，宣传和鼓励中国民众投入抗日洪流。为加强对日本占领区中国民众的抗日宣传，日人反战组织专门编印了《告敌区中国民众书》。为向中外记者及延安居民介绍日本方面的情况，延安日本工农学校先后筹办了日本问题展览会和反映盟军在太平洋与日军作战的美国图片展等多个展览会。毛泽东在参观了日本问题展览会后，在留言簿上写道：“这个展览会内容很系统，我学到很多东西”。[12]

　　在开展根据地的抗战文艺活动方面，反战组织成员更是大展其才，在各根据地内，成立各种剧团和文艺宣传队，自编、自导、自演，自己谱曲填词，自己排练舞蹈、话剧等。他们排演的剧目，形式活泼，内容发人深思，受到中国民众的欢迎。1942年，反战同盟太行支部成立了两个剧团，在根据地和敌占区巡回演出，每到一处，中国民众均自动前往慰问和欢迎。在不长的时间内，就宣传了数万民群众。

　　在日语教学方面，为使八路军、新四军敌工干部和广大战士掌握日语战场喊话能力，日人反战组织协助各部队敌工部门开办了日语培训班。日人反战组织均认真地选派有一定教学经验的盟员去训练班任教。教学中，盟员非常严格认真，不厌其烦地耐心帮教，并自己编教材。在他们的努力下，八路军、新四军中的大多数干部都学会了“缴枪不杀”和“八路军、新四军优待俘虏”等战场常用语。

　　在军事训练方面，由于日人反战组织成员大多是日本军队的士兵出身，所以他们十分熟悉日军的武器、战术、队形等。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专长，不少人主动担任了八路军、新四军的军事教员。从掷弹筒、“歪把子”机枪的构造、性能和使用方法，到各种武器的拆卸和维修方法，他们都耐心讲解、悉心传授。他们还自己动手制作“角度器”等训练器材。在教学过程中，发现抗日部队军事技术方面存在什么缺点、不足，他们都毫不客气地指出来，或向部队首长提建议。他们熟练的军事技术和认真负责的精神，受到抗日官兵的一致好评。

　　在根据地的医疗卫生工作方面，日人反战组织成员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觉醒联盟本部的山田，曾在日军中担任中尉军医。在白求恩医院工作后，对八路军伤病员服务热忱周到，在根据地药物奇缺的情况下，他就地取材研制出治疗肺病的代用药品，为许多人减轻了病痛。毕业于医科大学的反战同盟冀南支部盟员水原在投诚八路军以后的数年中，凭借精湛的医术，为八路军医治了大量伤员，受到八路军某部的表扬。解放联盟苏中支部盟员，原日本军医加藤在新四军第一师后方医院工作时，严谨认真，得到医院领导的好评。在他的影响下，苏中支部全体成员在工作之余，分成三个工作小组，轮流去后方医院慰问、看护伤病员，给伤病员喂水喂饭，料理大小便等，使伤病员深受感动。

　　(三)参加八路军、新四军，直接对日作战

　　日人反战组织的许多盟员都参加了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日战争的最前线，与中国军民并肩作战。1942年8月，反战同盟延安支部盟员全部参加了陕甘宁边区自卫军，为保卫边区英勇作战。1942年11月，反战同盟胶东支部盟员小林清，为掩护八路军司令部安全转移，在手臂负伤的情况下，仍坚持战斗。他在战前向八路军参谋长请战时，就表明了自己的决心：“即使在战斗中牺牲了，也是光荣的。是死得其所!”[13]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日人反战组织的许多盟员在对日作战中献出了自己生命。反战同盟冀中支部长田中实，在反“扫荡”的战斗中被日军俘虏，日军千方百计要他发表反叛声明，都被他严词拒绝，最后英勇就义。反战同盟冀鲁豫支部盟员黑田嗣彦，在反“扫荡”战斗中，担任一个组的小队长，配合八路军第二纵队南下支队开展活动，被敌人包围。黑田拒绝做俘虏，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拉响了最后一颗手榴弹，光荣牺牲。像田中实、黑田这样的反战英雄还有很多，从1941年到1944年，有25名反战同盟盟员牺牲在抗日斗争的战场上。由于他们的英勇奋战，日军甚至误以为“在八路军中有日本部队”。

　　在对日战争的最后阶段，为了挽救更多日军士兵的生命，日人反战组织纷纷赴前线参与作战。在战场上，许多反战组织盟员不顾个人安危，到离日本士兵最近的地方去喊话，或进入据点与日军谈判。解放联盟太行支部盟员砂原利男、佐野甚七二人在对日作战中，爬到距据点仅20米远的地方向日军喊话，重伤后，坚持喊话，直至壮烈牺牲。解放联盟苏中支部宣传委员松野觉，在阵地最前沿，冒着炮火向日军喊话，不幸头部中弹牺牲。日人反战组织盟员用自己的生命，挽回了众多日军士兵的生命。

　　三、在华日人反战组织的作用

　　作为中国人民抗日阵营中一支特殊的队伍，在华日人反战组织在中国大地上的抗日斗争，创造了世界战争史上绝无仅有奇迹。在长达7年的时间里，他们与中国人民并肩作战、流血牺牲，成为瓦解日军，鼓舞抗战，增进中日两国人民友谊的重要力量。

　　(一)瓦解日军的不可替代的力量

　　在华日人反战组织，虽然在盟员数量上远远比不上八路军、新四军等抗日部队，但在瓦解日军以克敌制胜上却是一支不可替代的重要力量。反战组织盟员熟悉日军的内部情况，了解日本士兵的风俗习惯和心理特点。他们通过日军中的同乡、朋友等关系，更容易与日本士兵接近，他们的反战宣传也更容易被日本士兵接受。由于反战宣传在日军中的广泛影响，日本军部多次颁发秘密文件，进行所谓“思想防御战”，企图制止士兵甚至下级军官“思想左化”的倾向。日军三十三师团某中队长对士兵训话时说：“要知道如果看了反战同盟的传单而信以为真的话，那就是已经在精神上被敌人打败了。”[14]这也从反面印证了反战组织在瓦解日军方面的重要作用。1944年6月，中外记者考察团到延安访问，通过大量的考察，他们了解到日人反战组织对日军开展反战活动的情况，并给予了高度评价。他们认为：日本人民解放联盟在工作中取得的成绩是突出的。其散发给日军的宣传品的“内容都不是空洞的，反映了日本军队士兵的疾苦——他们的伙食、待遇、所需的书报以及日本军队生活的典型罪过”。“日本人民解放联盟的喊话取得了异乎寻常的成功”。[15]

　　据反战同盟的一份统计材料显示，1940年自愿投诚八路军和从日军逃亡者仅占全体日俘总数的7%，1942年增至18%，1943年增至48%。又据日本工农学校的统计，学校学员中自日军逃出者，1943年占学员总数的28%，1944年增至40%;而在这些学员中，过去见过反战宣传品、慰问袋的占总数的49%，见过反战标语的占52%，听过反战喊话的占20%。[16]由此可见，在华日人反战组织的反战活动，对唤醒日军士兵觉悟的重大作用。

　　(二)鼓舞中国民众抗战的特殊力量

　　在华日人反战组织是作为与日本法西斯直接对峙和斗争的面目出现在中国抗日阵营中的。正是由于盟员日人身份的特殊性，他们的反战斗争对中国民众才更有说明力。反战组织盟员与根据地人民朝夕相处、同甘共苦，这使得中国民众深深体会到，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不过是一小部分法西斯分子在作恶，即使是法西斯统治下的日本人民也勇敢地投入到了中国抗日洪流中，为争取抗战的胜利竭尽全力，甚至浴血战场。这就大大鼓舞了中国民众争取抗日胜利的信心和决心。

　　(三)增进中日两国人民友谊的深厚力量

　　抗日战争中，在华日人反战组织盟员与中国人民站在同一条战壕里，手足相亲，生死与共，在战火中锻炼出最深厚的友谊。1942年5月，反战同盟冀中支部盟员西村在反“扫荡”斗争中英勇负伤，不能随八路军主力转移。八路军将他委托给深泽县某村一个姓郭的老大娘调养。郭大娘把西村当做亲生儿子一样看待，尽心尽力地护理。敌人来“扫荡”了，郭大娘就把西村藏进炕洞。为保护西村，郭大娘几次被敌人打得不省人事，大腿上还被刺刀刺伤。半年后，西村伤愈归队。临别时，他感激地说：“中国老太太都是母亲!”[17]中国人民无私无畏的国际友爱精神，深深打动了反战组织盟员，也使他们明白，对日本友人的爱护已成为中国人民的自觉行动。同样，日人反战组织盟员也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表达了对中国人民的无限热爱。1944年4月，解放联盟苏中支部盟员将平日节省下来的津贴240元钱，捐献给苏中四分区受敌人洗劫的民众，甘愿与他们共患难。当人们了解到，这240元钱中，有60元竟是不久前牺牲的苏中支部宣传委员松野觉生前献出的后，无不受到感动。解放联盟苏北支部盟员尽管工作很辛苦，但每天都坚持为房东大娘打扫庭院、挑满水缸。房东老大娘向新四军夸赞说：“这几个‘鬼子’和你们一样好!”[18]正是在这种朝夕相处中，反战组织盟员与中国人民的友谊日渐深厚。

　　从1939年底日人反战组织建立，到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结束，有40多位反战组织盟员为抗战献出了生命。中国人民没有忘记他们。2014年9月，民政部公布了首批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其中就有日本人民解放联盟冀鲁豫边区协议会副委员长兼冀鲁豫边区参议员宫川英男的名字。宫川英男是深受冀南军民爱戴的反战勇士，曾在枪林弹雨中救护负伤民兵下火线。1945年6月7日，在反“扫荡”斗争中，宫川英男不幸被日伪军包围，为了不当俘虏，他毅然举枪自尽。他的英雄事迹是中日人民友谊的最好见证。

　　原在华日人反战组织的许多成员在回国后，仍然坚持不懈为中日友好事业努力。他们在国内向日本人民广泛宣传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的国际主义精神和对日本人民的友好态度。为了纪念抗战中与中国人民结下的战斗友谊，反战组织盟员分别取八路军、新四军的序号在日本国内成立了“八四友会”。他们还通过撰写回忆录、专著等，把真实的历史告诉下一代，让更多人知道，中日友谊来自不易，中日人民要倍加珍惜。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今天，日本仍有一些政治组织和政治人物无视铁的历史事实，一再美化甚至否认侵略历史。在华日人反战组织在中国的活动及其作用，有力地证明了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是非正义的战争，侵略战争给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爱好和平的人们带来的深深伤害是无法抹平的，是永远不应忘记的。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以史为鉴，面向未来。重温在华日人反战组织在中国活动的历史，是为了正视历史，永记历史，珍爱和平，维护和平，让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让各国永享太平。

　　作者：刘德峰，沧州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

　　孙靖，沧州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科员

　　[①] 《反战同盟延安支部成立宣言》，《士兵之友》创刊号，1940年。

　　[②] 王庭岳：《在华日人反战运动史略》，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04页。

　　[③] 小林清：《在华日人反战组织史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7年，第79页。

　　[④] 小林清：《在华日人反战组织史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7年，第100页。

　　[⑤] 孙金科：《日本人民的反战斗争》，北京出版社，1996年，第353页。

　　[⑥] 小林清：《在华日人反战组织史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7年，第126页。

　　[⑦] 王庭岳：《在华日人反战运动史略》，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88页。

　　[⑧] 王庭岳：《在华日人反战运动史略》，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89页。

　　[⑨] 王庭岳：《在华日人反战运动史略》，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51页。

　　[⑩] 李达：《抗日战争中的八路军一二九师》，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21~322页。

　　[11] 王庭岳：《在华日人反战运动史略》，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08页。

　　[12] 王庭岳：《在华日人反战运动史略》，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66页。

　　[13] 孙金科：《日本人民的反战斗争》，北京出版社，1996年，第379页。

　　[14] 《解放日报》，1942年5月19日。

　　[15] 王庭岳：《在华日人反战运动史略》，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76页。

　　[16] 《解放日报》，1945年3月10日。

　　[17] 王庭岳：《在华日人反战运动史略》，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02页。

　　[18] 《盐阜报》，1944年8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