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城市里的“种菜族”：是乐趣还是无奈？
发布时间：2016-07-16 13:05

广州，一位市民的楼顶菜园 毛思倩 摄

    大城市里的小菜园

　　在钢筋水泥、逼仄的城市空间里，一些人在繁忙的工作之余，竟开始自己种菜。

　　在城里种菜

　　刘明乐家住济南市中区玉函小区，孩子正在读高中。“我对买的菜始终不太放心，特别是韭菜、花菜等，总怕农药太多。为了让孩子吃得好点，就想办法自己种菜。”

　　刘明乐说，最早那几年自己每年会买一些成箱种植好的韭菜苗、芹菜苗等，品质比较好，一般一箱要四五十元。“市场上的韭菜一两元钱一斤，这个韭菜算起来要五六元钱一斤，还是挺贵的。”

　　后来刘明乐发现，市场上有专门用来种菜的泡沫箱子售卖。他说，这个泡沫箱子的成本比较低，可以自己种，施用专门的肥料，尽量不用农药，很放心，当然也很麻烦。“要经常打理，周末几乎全耗在上面了，浇水、施肥、捉虫，不容易。”

　　种菜一段时间后，刘明乐有了心得，还改进了种植方法。他用一些塑料管，两边堵上，用锯在中间锯出长方形的种植区域，填上土、撒好种、施完肥之后，悬挂在阳台护栏上。

　　“这种方式特别适合对土壤深度要求不高的韭菜、香菜、菠菜等矮小的蔬菜，管理也比较方便。”刘明乐说。

　　像刘明乐一样，在城市里种菜的人越来越多。在阳台、在楼顶、在小区绿地、在任何一块闲置的土地上，只要没人制止，不少城里人都有把它变成菜园的冲动。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新区联发江岸汇景小区的一个楼顶上，八九个泡沫大盒拼成了一个小菜园，里面种着辣椒、青菜、小葱、大蒜等。“别看我这里的菜长相没有市面上买的好，但吃起来更有味儿。”菜园主人袁大爷说。

　　在南昌市高新区创新二路华恒公寓内，由于管理不严，一些居民在小区的绿化带种起了菜。小区退休居民莫阿姨说，她之前就想在小区里种点菜，但担心物业公司不允许，现在看到别人都在种，“接下来我也种一点”。

　　在离南昌市赣江大桥不远的江边也出现了菜园。记者在现场看到，地上开垦出数块大小不等的菜地，种了各种蔬菜。一位正在菜地里忙活的市民告诉记者，他就住在附近，几年前看到有人在这里种菜，于是跟着来种。“没人管这事，所以我就一直种了下来。”

　　有乐趣，更有无奈

　　城里人为啥热衷种菜?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原因。家住北京海淀区的李蔚云在城郊租了一小块地用来种菜。他告诉记者，自己种菜主要是因为家里有孩子，想给他提供一个感受田园生活的地方。

　　“我从小在农村长大，干过不少农活，那时候觉得很辛苦，但现在想起来，那种泥土的芬芳、收获的喜悦，真是太美好了。”李蔚云说，现在他的孩子从小生活在城市，放眼都是钢筋水泥，所以他租了一块地，让孩子可以亲近自然，体验播种与收获的喜悦。

　　不过，也有很多人是出于对蔬菜质量的担忧，选择自己种菜。

　　刘建勇是长沙市民。他在自家楼顶用花盆花钵种了莲藕、辣椒、丝瓜等蔬菜，阳台上也种了一些。“如果不是小区物业管理人员阻止，我本来打算扩大种植规模的。”刘建勇说，两个月前，自己七八个种着蔬菜的泡沫箱子被物业管理人员收走了。

　　买房的时候，刘建勇有意选择了顶楼，就是为了在楼顶种菜。他说，选择自己种菜，是因为对市面上的蔬菜质量不太放心。

　　“几年前，我接触过一些菜农，得知有些蔬菜在上市前一天打了很多药。”刘建勇说，按理说，这种刚打完药的菜，至少要过一个星期才能卖的。“我并不是对市场上卖的蔬菜信心全失，只是心存疑虑。它们究竟用了多少化肥、农药，打完药后能不能保证过一段时间再卖?与其疑虑重重，不如自己动手，吃着放心。”

　　尽管面积不大，但刘建勇种的菜基本上能够满足全家人的日常食用，几乎不用到外面买。即使需要外出采购，他也绝不购买非当季蔬菜，并且一定会优先选择那些挑着担子的流动个体菜农。

　　与刘建勇有相似担忧的人不少。在南昌汇景小区楼顶种菜的袁大爷说，现在外面卖的蔬菜听说都是农药化肥“喂大”的，不安全，自己平时没事种点菜，既能消磨时间，又能省钱，最重要的是家人吃起来放心。

　　在阳台种菜的济南市民刘明乐认为，蔬菜是每日生活必需品，阳台种植很难满足一家老小的需求。“只能作为一个补充，主要是为了吃到一些容易遭受病虫害、大田种植可能施用过多农药的蔬菜。”

　　“种菜族”仍在壮大

　　记者采访了解到，城市“种菜族”多为经济条件较好、家里有孩子且闲暇时间较多的家庭，许多是“三代同堂”，“菜园子”日常由老人打理。目前，这样的家庭在城市很多，他们对于优质蔬菜的需求推动着城市“种菜族”不断壮大。

　　湘台现代农业科技园在长沙市望城区一条干道旁，是一个规模很大的生态农业庄园，里面有100多亩的“开心农场”，分为30平方米一畦和240平方米一单元，专供市民认种。尽管认种价格在每年数千到上万元不等，但记者看到，几乎所有的田垄都已经写上了认种者的名字。

　　工作人员张森介绍，认种者可以自行打理，也可以当“甩手掌柜”完全托管给农场员工，“托管的市民基本上都会明确告诉我们，不能用农药。”张森说。

　　已经退休的阳正文以每年15800元的价格在湘台租种了一个单元，每个周末他都会来这里打理，每月可收获各种蔬菜几百斤，完全能满足全家三代五口人的吃菜需求。“一开始是抱着锻炼身体、打发时间的目的种菜，但后来家里人觉得自己种的吃起来确实不一样，激励我把种菜当做一项工作认真地干下去。”阳正文说。

　　显然，阳台、楼顶、小区绿地等已经满足不了城里人巨大的种菜热情，类似湘台这样的“开心农场”越来越多。

　　在南昌市近郊的云耕农场内，每块地的旁边都有一块木牌，上面写着菜园主人的名字。农场负责人李昕告诉记者，云耕农场是一个私人定制农场，它满足了人们对高品质农产品的需求，菜园主人可以自己来种，也可以通过手机APP下达指令，由我们的农技团队作业，菜园主人能通过摄像头随时掌握蔬菜生长情况。

　　“我们的会员每年交3600块钱，按正常年份，每块地可采摘200公斤～250公斤时令蔬菜。”李昕说，目前，他们100亩耕地已开发了30亩，注册会员200多人，还有900多人正在注册。(半月谈记者 周勉 郭强 张志龙)

贵州省威宁县，一位农民在地里施肥

    药肥依赖顽症何解

　　城市“种菜族”的产生不是偶然的。一方面，在需求端，随着市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高品质农产品的需求急剧上升;另一方面，在供给端，农产品生产总体上对农药、化肥的依赖度仍然较高，与人们的需求产生了一定落差。

　　需求与供给脱节

　　走进江西省高安市海亮明康汇蔬菜基地，人们的第一感觉是，这里不像菜地而像车间，而且其生产出来的蔬菜都贴有一个二维码。

　　“我们这里的蔬菜，从播种那天起，就有一个‘身份证’，消费者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就能知道它是哪里生产的，哪一天种、哪一天收，期间用了哪些农药、化肥。我们尽量少用农药、化肥，以保障蔬菜的品质。”海亮明康汇蔬菜基地负责人赵宁说。

　　据了解，该基地生产的蔬菜主要销往上海、北京等大城市，虽然价格是普通蔬菜的三四倍，但仍然供不应求。

　　专家表示，2000年以前，我国蔬菜消费还处于紧平衡阶段，种植更加注重数量的增加，较少注重质量的提高。在这之后，随着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对蔬菜等农产品品质越来越关注，农产品生产也在不断改进。农业部公布的2016年第一季度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信息显示，一季度我国农产品质量总体合格率近97%，其中，蔬菜合格率为96.9%。安全总体有保障，但这还不够，因为要满足公众不断增长的对优质农产品的需求，我国农业生产仍有一些突出问题亟待解决，尤其是药肥依赖这一顽症。

　　记者在一些大棚蔬菜集中种植区了解到，蔬菜大棚种植如果一直是大水大肥，长期下来大棚内土壤就会酸化板结、盐渍化，有机质含量降低，活性微生物减少，种出来的菜可能安全质量没问题，但“瓜没瓜味、果没果味”，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

　　问题的关键还是农药化肥用得太多。现代农业，离不开农药化肥，但用得过多不仅会造成土壤质量下降，影响农产品品质，而且会加重人们对农产品安全的担忧。

　　现在，从中央到地方都已意识到这一问题。国家层面通过了《全国农业可持续发展规划》，提出到2020年化肥农药施用量零增长;地方上，耕地的轮作休耕已在黑龙江等地开始试点，我国重要蔬菜基地山东寿光启动了“沃土计划”，推广生物菌肥改良土壤……

　　尽管这些努力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我国农业生产对化肥农药的依赖是长期形成的，改变绝非一日之功。

　　为何停不下来

　　江西省社科院农业面源污染防控课题组调研数据显示，2014年，江西省化肥施用量为443万吨，比2000年增长了29%;农药施用量为10万余吨，比2000年增长了94%。全国的情况也差不多。目前，我国以占世界10%的耕地施用了世界35%以上的化肥。

　　廖小春是江西省新余市仙女湖区毓秀山办事处港背村一位种了20多年菜的老菜农。他告诉记者，现在种菜化肥农药施用量还是很大，种一亩菜成本约1500元，其中农药化肥就占到1000元左右。

　　寿光市洛城街道浮桥村岳作忠老汉种了近30年蔬菜，他说，蔬菜生产高投入、高产出，都是大水大肥，时间一长难免出现土壤盐渍化和板结现象。在这样的地上种菜，为了产量，只能加量施用化肥、农药，形成恶性循环。

　　尤其现在许多蔬菜都是大棚生产，农药化肥更是不能停。“大棚是人工营造的一个夏天，温度高、湿度大、不透风，病虫害治理难度更大。”山东一位基层植保站站长表示。

　　另外，农村空心化导致的人工成本上升，也是农药化肥大量施用的一个重要原因。一方面，农村常住人口减少，农户养殖畜禽数量减少，导致施用于农田的人粪尿和畜禽粪便总量减少;另一方面，务农的人少了，为减轻劳动强度，提高种植效益，会过度依赖化肥农药。

　　湖南博野有机农业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肖晓说，现在农村种地除草都找不到人，不用除草剂根本忙不过来，也不划算。“如果采用纯人工除草，一亩地一年的成本要四五千元，而如果用除草剂，200元就够了。”

　　那么能不能施用副作用小的化肥、农药呢?技术不是没有，产品也很丰富，但农民并不爱用。以生物农药为例，近年来我国一直在大力推广，但由于其没有化学农药速效性强，总是“叫好不叫座”。

　　“实际上，改变大肥大药的办法大家不是不知道，只是成本太高，生产者承受不起。”一位基层农业干部说，要改变这一现状，政府必须大力推广科学施肥、用药技术，提高药肥利用率，适当调整种植结构，以休耕轮作等方式提高土壤地力，减少病虫害的发生。

　　不信任的代价

　　其实，农产品生产成本高不是问题，只要售价也高，生产者同样会有积极性。记者随机采访了多位市民，他们表示，如果蔬菜真的少用农药、化肥，哪怕价格高一倍，他们也愿意买。包括人们不辞辛苦、千方百计在城里种菜，都说明了一点：高品质蔬菜需求旺盛。

　　面对这么旺盛的需求，记者不禁困惑，绝大多数生产者为什么还是抱着农药、化肥不放?调研发现，问题的关键，或许在于不信任。

　　在江西省南昌市，不少超市都有有机蔬菜出售，却鲜有人光顾。“谁知道这是不是有机蔬菜?”正在买菜的王大妈告诉记者，现在市场上很多蔬菜都标了有机的字样，但价格参差不齐，不知道到底哪个才是真的。

　　消费者的不信任不是没有理由。去年，天津市消协发布的报告显示，近七成“有机”蔬菜样品被检测出农药残留。类似的新闻还有不少。如果市场上存在假的有机农产品，那真的肯定也卖不上价钱。

　　位于江西省南昌县的青岚现代农业有限公司，是一家利用无土栽培技术生产有机果蔬的企业。公司负责人万翠霞告诉记者，在公司发展之初，他们就遇到了消费者对“有机”不信任的问题，公司生产的优质蔬菜卖不出优价，最后只能当普通蔬菜便宜销售。

　　山东潍坊市坊子区利民蓝莓园的遭遇也很类似。“我们的蓝莓不用化肥农药，亩产也就不到800斤，而其他经营户亩产能到1500多斤。这样的话，自己的价格必须要高，但价格一高又没有竞争力，很无奈。”利民蓝莓园负责人张树华说。

　　“虽然经过一段时间与市场的磨合，现在意识到我们的蓝莓好的市民越来越多，但初期真的太难了。”张树华说，这条路不好走，所以许多人知道市场有需求，也不敢轻易尝试。

　　业内人士认为，既然市场有巨大需求，那么国家推动化肥、农药减量施用，就应该更好地发挥市场的激励作用。要确立和实施更加严格的绿色、有机农产品质量标准，净化市场，使高品质农产品能卖出高价钱，从而调动农民减少施用化肥农药的积极性。(半月谈记者 郭强 张志龙 周勉)

    曹双仓的“纯天然”试验

　　河北省河间市49岁的曹双仓有些“偏执”，他心目中的绿色天然农产品不能施加任何农药和化肥。为了追求极致，他在自然规律面前屡屡败下阵来，如今还在较着劲。

　　“挑战自然规律有无法想象的难度。”曹双仓说，谷物类大田作物相对容易，蔬菜瓜果非常困难。“如果不计成本，绿色天然的蔬菜是可以生产出来的，但这不是大众化产品，而是小众化奢侈品，甚至是艺术品。”

　　曹双仓告诉记者，找一小块土地种植应季蔬菜，不追求产量，仅限于自己吃，不用农药、化肥，是可行的。而一旦跟市场接轨，把规模搞大，就难以控制风险。

　　“市场需要稳定供应，农家肥肥力不够就要上化肥。大面积种植也容易出现病虫害，生物防治方法不可能包治百病，那就只能上农药，不用的结果就是减产乃至绝收。种一亩、两亩减产绝收无所谓，要是几十亩、上百亩得多大损失?”曹双仓说。

　　曹双仓经营的堪泰园共流转了近900亩土地，其中70亩种植蔬菜、水果，由于坚持纯天然理念，多年来没产生任何经济效益。“从一开始我就没指望它们赚钱。”

　　这70亩园子里，有桃、杏、李子、桑葚、葡萄，还有茄子、辣椒、西红柿。“你看这些桃树，长得一点也不壮，因为缺肥、不打药。这些蔬菜、水果都是自己吃，刚长出来，不等它有病虫害就吃了，吃不了就送人，从来不卖。”曹双仓说。

　　不用化肥相对容易，不用农药的话，就要想其他办法来对付各种虫害、病害。为了防虫，曹双仓在果园中埋了一层透水透气的园艺地布，阻断了一部分害虫冬季入蛰通道，同时在树干上涂一层黏虫胶，又阻断一部分害虫的上升通道。

　　记者看到，果园里悬挂着很多玻璃瓶，里面盛着糖醋液，蛾子最喜欢酸甜味道，飞到里面“享受”的时候就淹死了。当蛾子过多时，就释放赤眼蜂，赤眼蜂把自己的卵产到蛾子的卵里，吸收卵中营养的同时杀死蛾卵。

　　为了消灭残害黄瓜、西瓜的红蜘蛛，市场上有一种专门的农药，曹双仓坚决不用。今年他引进捕食螨专门吃红蜘蛛。“一棵苗的成本就是1元，900多棵就是近1000元，一般农民舍得这么投入吗?”曹双仓说。

　　而且，“以虫制虫”等办法有其局限性。比如前段时间蚜虫严重，曹双仓用蒜汁来防治，效果不好，桃树的叶子伸展不开，到了雨季刮风下雨，蚜虫才消失，但已经造成减产。明年，必须提前换一种方式预防。

　　虫害还好，最难治的是病害!“对付病害没有其他有效方法，就是按照老祖宗的经验，间作，轮作，休养。”曹双仓介绍说，比如这二三亩地，今年种西瓜，明年种大葱，后年种大蒜……十年后轮过来再种西瓜;相邻的二三亩地，今年种大葱，明年种大蒜……

　　以西瓜为例，老祖宗的经验是“种一年，歇九年”，否则第二年肯定减产，第三年就要绝收，因为连续种植的话病虫害就会多起来。现在有抗重茬病的生化类药物，连续种植不成问题，但土地就喘不过气了。

　　“我的土地利用率是最低的，种一季，养一季，不让它不停地产出。但间作、轮作只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病虫害问题，操作起来也很复杂，所以我的原则就是顺其自然，该放弃就放弃，允许失败。”曹双仓说。

　　去年，曹双仓种了5亩西瓜，开始时结了1000个西瓜，感觉不错，紧接着一种病害袭来，三四天时间，地里只剩下大大小小不成熟的西瓜，瓜秧全蔫了。他告诉记者，搞农业赚钱不容易，赔钱快着呢。70亩果蔬园每年受各种病虫害困扰，产出极不稳定。

　　这些年，他的堪泰园主要靠林下养鸡的收益支撑，500亩树林、3万只土鸡，每天产8000枚土鸡蛋，60个鸡蛋卖100元，同时制作咸鸡蛋等，均衡不同季节的产量。

　　曹双仓认为，绿色天然的农产品不是不可以追求，但那是小众化的东西，代价非常高，这个市场客观上不可能很大，可以有星星之火，但不会燎原。“从大范围来看，农业生产还是应在数量和质量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满足多数人对健康安全农产品的基本需求。”

　　编后：曹双仓的试验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视角，让我们可以更深入地反思当下的农业生产方式，更全面地看待农药化肥的施用。

　　显然，滥用农药化肥已成为我国农业的一大顽疾，不仅使生产不可持续，还严重影响农产品质量，必须作出调整。但同时也没必要妖魔化农药化肥，目前来看，完全的纯天然种植是过于理想的追求，小规模供应可以，大面积种植不行。所以，怎样科学合理地施用农药化肥，才是农业生产应该关注解决的问题。

　　当然，纯天然的追求也值得点赞，它至少给人们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哪怕是小规模的。同时它的一些种植理念和方式也值得借鉴，比如轮作休耕、间作、防治各种病虫害的技巧等，都对减少农药化肥施用、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提高农产品品质有启发意义。( 半月谈记者 王民)

    上海崇明的“绿色”实践

　　上海市民王阿姨，每天盼望的除了孙女放学归来吃饭，就是家门口菜场的“崇明绿色蔬菜新鲜直送”。“崇明的绿色食品真的好吃，营养也丰富。”王阿姨说，这么多年了，买得放心。

　　崇明绿笋芦笋种植合作社负责人告诉记者，闷热的夏季是病虫害高发季节，一旦控制不好，就会大大影响收成。“以前我们主要用农药，现在则是用政府推荐的绿色防控技术，包括振频式杀虫灯、活性诱捕器和防虫网等，农药用量大大降低。”

　　活跃在田间地头的农药包装回收员曾是崇明岛上一道独特的风景，如今，他们正面临转岗。据崇明县农委初步统计，去年全县回收的农药瓶和农药袋比前年少了约四成和三成。农药包装回收量骤减，不是回收体系出了问题，而是源头农药用量日益减少。

　　据了解，从2010年到2015年，崇明县共推广土配方肥4.7万吨，应用面积200多万亩次;推广有机肥33万吨，应用面积70多万亩次;每年推广绿色防控技术2万亩，农药施用量以每年10%至15%的比例不断下降……这些措施大大提高了包括蔬菜在内的农产品的品质。

　　毕业于上海水产大学的沈竑，在崇明竖新镇仙桥村创业，建起春润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禾偕生态水产园。从农民手中流转过来的农田，种了水稻，稻下养甲鱼、小龙虾、牛蛙、黄鳝，这种模式生产出的“虾恋米”“稻香蛙”“禾偕虾”等产品，均获国家绿色食品认证，每亩农田收益超过1.5万元。

　　“崇明有生态优势，这里的绿色产品很受消费者信任。”沈竑说。

　　崇明县农委主任袁刚说，崇明主要农产品已获得无公害农产品认证442个、绿色农产品认证84个、有机农产品认证221个。绿色生态成了崇明农产品的金字招牌，这儿是上海市民放心的“菜篮子”。

　　为维护好绿色崇明的声誉，当地政府积极作为，为农民保驾护航。

　　崇明绿华镇农民茅阿达告诉记者，以前每年一到芒种时节农民就犯愁，因为麦多人少，该种水稻的时候，地里麦子还没收完。“水稻迟一天栽种，农民的收益就要减半成。”茅阿达说。

　　此外，焚烧麦茬会污染空气，寄生在小麦上的灰飞虱还会侵害后续栽种的水稻。要是打多了农药，土壤质量和农产品品质又会受到损害。

　　为解决这一问题，县里组织农业专家多方走访调研，最后决定回归传统，采取“绿肥政策”。调整农业结构，每年10月、11月减少小麦播种面积，用紫云英、草头等替代，次年4月中下旬将其翻压入田进行腐解，6月中旬栽种水稻。这样一来，水稻栽种时间比先小麦后水稻提前一周，需要处理的麦茬和虫害也相应减少，可谓一举三得。

　　绿肥虽好，但种植收益不及小麦，如何保障农民的积极性呢?长清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张生昌给记者算了笔账，种植一亩小麦去掉成本净收入约370元，种植一亩绿肥虽然没有产值，但可享受政府补贴330元，扣除成本净收入约270元。

　　虽然每亩收入少了大约100元，但张生昌觉得划算。“绿肥腐解增强了土地肥力，长出来的稻子做饭又香又糯，卖价也高一些。”张生昌说，“虽然目前每亩田收益少了些，但大家觉得要看长远发展，只有保住土地肥力和农产品质量，才能获得长久的收益。”

　　农产品长得好，还要“卖得好”。记者了解到，上海市崇明绿色食品产销联合会(简称“绿联会”)建立了专门的销售网络，市区有崇明生态农产品营销网点近200家，以品牌化经营的方式确保质量，赢得信赖。

　　“每年年底我们都要对销售网点进行考核，检查店面环境卫生、台账记录、相关证照、产品来源证明材料等，还会检查标识用语是否准确，服务人员的仪表，送货单、配送单等是否齐全。”绿联会秘书长杨锋说，“只有管得严，才能让产品质量一直有保证，在老百姓中有口碑。”

　　编后：相对于曹双仓的纯天然农产品，崇明的绿色农产品无疑获得了很大成功，不仅规模够大，实现了稳定供应，而且市场反馈好，调动起了生产者的积极性。这说明，农产品在纯天然和大路货之间，还有极丰富的层次，而且这些层次的农产品正是当下市场所需要的。当然，崇明绿色农产品取得成功，不仅仅是因为市场有需求。政府定标准、进行鼓励，行业协会立规矩、督促从业者自律，然后采取品牌化直销的方式，最大限度打消消费者的疑虑，从而可以以优价弥补生产者追求优质的额外付出，形成产与销的良性循环。

　　对全国而言，崇明的经验都具有启示意义。目前，我国虽然有无公害、绿色、有机等不同的农产品质量认证体系和标准，但执行不够严格，还没有达到让公众完全信任的程度。一些企业通过打造品牌和建立可追溯制度等方式，力图改变这一现状，取得了一定效果。但更根本的，还是要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规范和净化市场，使努力提高农产品质量的生产者得到合理回报，调动他们不断改进供给、满足需求的积极性。只有这样，市场上安全、健康、高品质的农产品才会越来越多，城里的市民才不会为了吃得放心而无奈地做“种菜族”。(半月谈记者 朱翃)

史蒂凡和他种植的苹果

    发达国家农产品监管的启示

　　“都市菜园”并非国人“专利”，在很多欧美国家大城市的公寓屋顶、废旧厂房和荒废地带里，时常可见大小不一的各式菜园。

　　“共享菜园”是由法国政府大力扶植的一项全国性计划，该项目在城市里开辟一些小块土地让居民种菜，仅在巴黎地区就有200余个。在美国，即便是农业发达的加利福尼亚州，很多家庭也喜欢在房前屋后种菜。一些地方政府鼓励人们把自家草坪改造成菜地，有的城市政府还会发放补贴。“休闲农庄”文化在德国也颇为流行，一些大城市会在城郊辟出一些土地，让城里人可以租上一小块，种种菜和果树，周末去休闲。

　　“都市菜园”文化在各国兴起的原因各不相同。“共享菜园”项目旨在为城市居民提供一个邻里相识、接触自然的机会;美国的都市农业、生态农业等新兴农业，则被认为是对大规模农业的反思;德国的“休闲农庄”、阳台菜地文化，更多是一种休闲方式和兴趣爱好。

　　不过，“都市菜园”的兴起反映了一个共同的趋势，那就是时下人们饮食习惯的变化——更倾向于新鲜、绿色、无公害的农产品。记者本人在国外生活多年，对这一点体会颇深，这也是生态农业在各国兴起的主要原因。

　　德国的生态农业以家庭经营为主。记者去年曾采访一位德国的“农二代”史蒂凡。史蒂凡是博登湖地区的一位职业农民，在当地种植了约50公顷“绿色苹果”。史蒂凡的父亲就是种植苹果的农民。在父亲的影响下，他高中毕业时决定当农民，在以农科见长的霍恩海姆大学学习三年，大学毕业后就租了地，把种苹果变成了职业，还成立了公司。

　　在德国，像史蒂凡这样投身生态、绿色农业的人有很多。例如，德国最早的生态“艾策尔”农场，由保罗祖孙三人经营，面积已由最初的50公顷扩大到270公顷。

　　即便是发达国家，有机食品仍是市场上的少数，多数农产品生产还是要施用化肥和农药，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农产品不安全。先进的技术支持和科学的农场管理，为农产品质量安全提供了保障。

　　美国艾奥瓦州农场主马克·杰克逊拥有1000英亩土地，除了种植大豆和玉米外，还饲养了6000多头猪。以大型农机为依托，农业技术公司又为其增添了GPS全球定位系统等附加设备，以便精准投放农药和化肥，减少浪费和避免过度施肥施药对环境造成不利影响。

　　美国农药化肥的施用说明上会明确列出最高单位土地用量、每次作业最小间隔期和收获前禁止施药期等规定，既控制了农产品的农药残留，又保证土壤有充分时间消化农药、化肥。美国政府会不定期检查农民的施药施肥记录，并提供技术支持。

　　为减少农药和化肥的施用，艾奥瓦州农场主多采用轮耕和免耕方式，轮耕是指同一块土地一年种植玉米、一年种植大豆，免耕是指不使用整地机翻整土地，而将前一年收获的玉米秆等绞碎后直接作为土壤肥料留在原地。为避免农药和化肥流入河中，农场主们多在河流附近设置缓冲带，这里不种植农作物，而是任由杂草生长，以吸收雨水冲刷过来的农药和化肥。

　　另外，美国还建立了由完整的食品监管法律、多层次的食品监管机构以及体制外监督力量构成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可以实现对各种食品“从农田到餐桌”的全程监控。

　　美国最重要的食品监管法律是1938年通过的《联邦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这一法律沿用至今，是此后出台的《食品质量保护法》《联邦肉类检查法》《蛋制品检查法》等法律法规的基础。这些法律法规提供了食品安全的指导原则、具体操作标准与程序，使食品质量各环节监管、疾病预防和事故应急反应都有法可依。

　　在欧洲，包括农产品在内的食品监管法规体系比较完备，而且执行严格。

　　2010年12月，有关部门在对德国北威州的一家养鸡场进行检查时，发现鸡蛋内的二恶英含量超标。此后，各州纷纷在第一时间展开自查，使得一个个“问题农场”浮出水面。

　　德国在这次事件中痛下杀手，政府迅速关闭了37.5万家农场中的4700家，并禁止其出售产品。此外，有10万枚“问题鸡蛋”被销毁，数千只肉鸡被扑杀，140余头生猪被紧急屠宰。

　　受污染的“问题鸡蛋”能在危机发生后被迅速追回并销毁，得益于德国此前建立的成熟、有效的追溯机制。在德国市场出售的鸡蛋上，都有一种条形码，也叫追溯码，这种追溯码在网上公布以后，市民可以进行查询。

　　对农产品安全质量的监管，是各国普遍面临的难题。只有不断完善立法和监管举措，为农产品安全提供可靠保障，才能树立公信力，取得消费者的信任。( 记者 饶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