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向中国受害劳工谢罪 赔每人10万元人民币
发布时间：2016-06-02 11:09

　　2013年5月14日，7名中国劳工遗属代表，向三菱综合材料公司上海代表处递交了“要求书”，要求向中国劳工谢罪。图/CFP

　　昨日，历经20余年的中国劳工对日索赔再获转机。当天上午，三位在二战期间被强掳到日本的中国幸存劳工代表在北京与三菱综合材料公司签署协议，接受三菱材料的谢罪并达成和解。根据协议，三菱材料向每位受害劳工或遗属支付10万元人民币，并承诺出资为受害者在日本修建纪念碑。

　　三受害劳工代表签署和解协议

　　昨日，96岁的阚顺、89岁的张义德和87岁的闫玉成等三名中国受害劳工，代表所有接受三菱综合材料公司谢罪并同意与其达成和解协议的被掳劳工或遗属，与该公司代表木村光签署了协议。

　　在双方的《和解协议书》中，日本三菱综合材料公司明确地承认了中国劳工人权被侵害的历史事实，向受害劳工及遗属表示了“真诚的谢罪”。三菱材料向每位受害劳工或遗属支付10万元人民币，承诺出资为受害者修建纪念碑，从而让日本后人铭记被强制掳日中国劳工的历史。

　　722名被掳中国劳工在日身亡

　　三菱材料称，二战中，根据日本政府内阁《关于向日本内地输入华人劳工的决议》，约3.9万名中国劳工被强掳至日本。三菱综合材料公司前身的三菱矿业株式会社及其承包公司（包括三菱矿业株式会社子公司的承包公司）接受其中一部分3765名中国劳工到其作业场所，强迫其在恶劣的条件下劳动。其中，多达722名中国劳工身亡。

　　三菱材料表示，该公司承认上述历史事实及历史责任，并且从为今后日中两国友好发展作出贡献的角度，为最终整体解决本问题设立中国劳工及其遗属基金支付款项。为了不重犯过去的错误，该公司出资设立纪念碑，并承诺将这一事实世代相传。

　　■ 表态

　　受害劳工代表

　　“继续追究日本政府的责任”

　　三位劳工代表在随后发布的声明中表示，将继续追究日本政府在掳日中国劳工问题上的责任。

　　劳工代表称，三菱综合材料公司在和解协议中坦率地承认了其前身三菱矿业奴役中国劳工的事实，承认其历史责任，明确表示谢罪。这是我们与该公司得以达成和解协议的基础，是前提。

　　对于10万元人民币的赔偿，受害劳工代表表示，三菱综合材料支付的10万元是谢罪的表示，或者说是谢罪的一部分，因而我们接受。当然，如果有受害者不愿意接受，那也是他们的权利，我们予以尊重。我等今日此举代表的是愿意接受三菱综合材料公司的谢罪、接受和认可本和解的受害者及遗属。

　　劳工代表同时表示，将继续追究日本政府在掳日中国劳工问题上的责任。“我们敦促日本政府及其他日本加害企业，像三菱综合材料公司那样正视历史，为早日解决掳日劳工问题做出正确决断和相应的努力”。

　　■ 对话

　　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会长 童增

　　“超九成受害者和遗属同意和解”

　　新京报：这个和解协议本应在去年8月签署，为何拖到现在？

　　童增：中间出现一些协调的问题，日本三菱材料方面还有一些犹豫，此外我们团体之间有一些协调性的问题。一些人主张走司法诉讼途径，另有一些人建议接受和解。目前内部的问题是达成了共识，但还是存在一些分歧。

　　新京报：你认为哪些原因促使三菱公司接受和解？

　　童增：首先，前年北京市一中院正式受理了37名北京籍劳工（及其遗属）诉日本焦炭工业株式会社（原三井矿山）和三菱综合材料株式会社案，这也是我国法院首次受理劳工对日索赔案。如果没有康健律师在北京一中院起诉的话，日本三菱不会感到这么大的压力，和解也不会这么顺利。

　　此外，此前上海海事法院扣押三井株式会社一艘轮船作为赔偿中国轮船公司二战期间遭受的财产损失，这都给了日方很大的压力。

　　新京报：目前多少人愿意接受和解？

　　童增：二战期间，三菱方面接收了3700多名中国劳工到作业场所。如今我们能找到的劳工和亲属共1000多人，保守估计接受和解的在95%以上。最开始大家都同意和解，后来一些人选择诉讼途径。

　　新京报：赔偿款如何发放到受害者或者亲属手里？

　　童增：赔偿款会放在一个独立的第三方基金会中，最终通过基金会发放到劳工或其亲属手中。我们会首先发放给11个劳工幸存者。

　　新京报：对日索赔的下一步计划是什么？

　　童增：下一步要推动日本政府和其他企业成立和平基金，向中国劳工谢罪赔偿。我认为这在国际上对战后遗留的索赔问题会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

　　■ 纵深

　　中国劳工20多年漫长索赔路

　　在二战末期，日本曾从中国强掳约4万劳工，押解到日本进行强制的体力劳动，山东省高密市井沟镇草泊村人刘连仁就是其中一员。

　　1945年，刘连仁逃跑成功，从此躲在山洞里，过着野人一般的生活。直至1958年，刘连仁被发现，并被送回国。上世纪90年代起，刘连仁开始向日本方面索赔。

　　在日诉讼 一次胜诉后全部以败诉告终

　　1996年3月，刘连仁向不认罪不赔偿的日本政府提起诉讼，并3次赴日上法庭陈述。

　　2001年7月，日本政府被判赔偿2000万日元，这是中国人对日索赔成功的第一例。然而4年后，日本东京高等法院推翻这一判决，驳回刘连仁的索赔请求。2007年，日本最高法院三审驳回原告诉求，不再受理此案。

　　此后，中国劳工在日本对日企的诉讼全部以败诉告终，这被认为是日本已经关闭了中国民间索赔的大门，民间对日诉讼陷入了空前的困境。

　　中国受害劳工联谊会执行会长刘焕新是刘连仁之子。现年70多岁的刘焕新已从事劳工诉讼26年。在刘连仁去世之后，他继续着对日索赔的征程。

　　然而在这个马拉松似的诉讼过程中，他面对着原告证人逐渐去世的情况。“1995年我们进行了摸底调查，全国有38953名被掳劳工，有线索的26000人，能得到资料的有17000人。当时，全国的幸存者有2400人，而今只剩下不足700人。” 刘焕新说。

　　国内诉讼 北京开启受理对日索赔案先例

　　在此期间，刘焕新和劳工案的受害者试图转向国内寻求司法途径。2003年到2010年，先后有劳工委托律师在上海、河北、山东等地法院起诉，但均未得到受理。

　　2014年3月1，北京市一中院受理了37名北京籍劳工（及其遗属）诉日本焦炭工业株式会社（原三井矿山）和三菱综合材料株式会社案，这也是我国法院首次受理劳工对日索赔案。

　　一些参与劳工索赔的人士对记者表示，随着国内多个法院受理劳工团体对日企的诉讼，日方的态度出现了大的转变。劳工群体在中国用司法途径进行维权，这给三菱带去了很大压力，倒逼他们谈判。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李丹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