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0日（星期四）15时，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多名政协委员将就相关议题作大会发言。

　　【全国政协委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财政部原财政科学研究经济所所长贾康】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供给体系质量效率提升方针，体现了经济工作和宏观调控新思维。政府调控职能在于实现总供需动态平衡，但过去各国对总量型反周期需求管理经验较丰富，而对供给管理长期忽视，当然，对后者理性掌握的难度也比前者大得多。

　　简要分析，首先从理论上说需求是原生动力，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创新都发生在供给侧，供给侧的响应机制及其特征是划分经济发展不同阶段和时代的决定性因素。全球化时代，美国苹果电子产品创新，可以在中国引起购买热潮；由于对国内产品供给鱼龙混杂、质量难保的预期，中国游客会到日本大量购买“马桶盖”。分析这些现象，需要从结构化的角度认识总量问题，不仅要研究需求侧原称为动力机制的消费、投资、净出口“三驾马车”，还要从供给侧响应机制分析结构优化问题，才能完整认知和把握整个经济增长动力体系。现实经济并非通过“完全竞争”自动实现结构优化，因此需要政府通过“政策供给”引导结构优化，通过“制度供给”激发增长潜力释放。

　　其次从调控实践说，政府供给管理无法回避。应对世界金融危机冲击，美国当局区别对待、把握重点，先后给花旗、“两房”、通用注资，成为引导复苏过程的决定性转折点；中国近年也一再努力通过“定向宽松”实行货币政策的结构化运用，财政政策更是为优化结构不遗余力。

　　第三从我国经济社会转轨和具体国情看，特别需要注重在供给侧对“三农”、区域协调、环保、社保、科技创新、国防、重点建设等方面补短板，特别是以制度供给即改革来解放生产力、化解矛盾累积与隐患叠加，形成可持续发展后劲。

　　中央正是在深刻总结中外经济理论与实践得失基础上，以问题导向，形成了关于供给侧改革的指导思想。这不是贴标签式选择新概念，而是实行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理论密切联系实际的转轨创新；不是否定需求侧意义作用和简单搬用美国供给学派以减税为主的思路，而是借鉴中外所有需求、供给管理经验又侧重于供给体系建设的系统工程；不是搞“新计划经济”，而是在坚持市场资源配置决定性作用前提下，把有效市场和有为、有限政府相结合，实现守正出奇的现代化追赶—赶超。其核心内涵，是以改革攻坚克难为关键来解放生产力的长期行为。

　　面对矛盾凸显挑战和“中等收入陷阱”的前车之鉴，必须依靠供给侧改革打造新动力体系。供给侧的劳动力、土地及自然资源、资本、科技和制度五大要素中的前三项，支撑力正在衰减：过去低廉劳动力比较优势支持我国一路成为“世界工厂”，近年却是民工荒、用工贵、招工难；土地资源开发中无价变有价、低价变高价形成物质利益驱动的超常规发展，但近年征地拆迁补偿综合成本急剧抬高；本土原始积累起来的民间资本已十分雄厚，然而现在常规投资普遍出现边际收益递减。为引领新常态，必须更多依靠后两大要素——科技和制度，这就是要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对冲下行因素，打造发展升级版，在改革中解除供给抑制、放松供给约束，具体包括：调整人口政策优化劳动供给，推进土地制度改革适应统一市场，深化金融改革服务实体经济升级换代，以教育改革破解“钱学森之问”，依科研规律释放科技创新潜力，减轻企业综合成本激发微观活力，承受阵痛让市场淘汰落后、过剩产能，等等。

　　虽然供给侧发力的“攻坚克难”任务艰巨，但别无选择，必须迎难而上，敢涉险滩，啃硬骨头。做好以上这些，中国就不仅可消解渐进改革路径依赖上的某些“后发劣势”，还有望形成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支持之下供给侧伟大实践的“先发优势”，如愿对接全面小康和中国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