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以前所未有力度治霾 PM2.5两年间降1成
发布时间:2016-02-23 16:09
北京市民邹毅从2013年开始每天坚持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同一角度,拍摄一张照片,制成北京空气质量视觉日记。照片显示2016年1月比2014年1月蓝天数多10个,比2015年多8个。
“要加大大气污染治理力度,应对雾霾污染、改善空气质量的首要任务是控制PM2.5,要从压减燃煤、严格控车、调整产业、强化管理、联防联控、依法治理等方面采取重大举措,聚焦重点领域,严格指标考核,加强环境执法监管,认真进行责任追究。”
——习近平
2014年2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北京时,提出大气污染防治是北京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他指出,要从压减燃煤、严格控车、调整产业、强化管理、联防联控、依法治理等方面采取重大举措,聚焦重点领域,严格指标考核,加强环境执法监管,认真进行责任追究。
两年时间,北京市多部门、多地域协同作战,打响了一场治霾狙击战。市民和环保NGO也行动起来,从小事做起。
对蓝天的向往,成为这场狙击战凝聚共识的基础和最原始的驱动力。
2016年2月16日,天空湛蓝。住在西城区西四北二条的阎大爷拎着两个鸟笼子,坐在路边的水泥台上,眯着眼,晒太阳,遛鸟,看车来车往。
根据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空气质量发布平台的信息显示: 这一天,北京市的AQI(空气质量指数)为27,空气质量状况一级优。
“今年过年天气好,连着都是蓝天。”阎大爷说。
据北京市环保局数据,2016年春节期间(2月7日除夕-2月13日初六),北京市空气质量与去年相比,PM2.5平均浓度下降19微克,中重度污染日减少2天。
从去年全年情况来看,与2013年相比,2015年北京市空气中的二氧化硫、二氧化氮、PM10和PM2.5浓度分别下降49.1%、10.7%、6.1%和9.9%。
每一微克污染物浓度的改变,背后都是庞大的系统工程——压减燃煤、控车减油、治污减排、清洁降尘等等。
“总书记讲话2周年了,对于我们环保人来讲,最大的靠山就是习总书记的讲话。”北京市环保局副局长方力说,一头有党和中央,市委市政府的努力,另一方面有公众的期待。这场与雾霾的战役,会长期而又艰巨,但胜利可期。
再见了,煤球
每年冬季采暖季期间压减燃煤约60.8万吨——如果用载重10吨的重型卡车来装的话,需要六万多辆,这些车头尾相连,差不多可以从北京市区排到河北邯郸。
阎大爷已经在北京生活了82年。以前的冬日,夹几块煤球放进炉子,几分钟不到,红色的火苗呼呼蹿上来,整个屋子都暖和起来了。一个煤炉子温暖了他记忆里的整个冬天。
那是老北京记忆里的“两白一黑”时代——吃的白菜和白薯,用的是煤。在没有大面积市政供暖的时候,老北京整个冬天的采暖都得靠煤。煤带来温暖,也带来二氧化硫——这是雾霾的一大组成部分。
北京市环保局大气环境管理处工作人员曾景海说,实际上,在1998年,因为煤烟污染,北京的空气质量已经比较恶劣了。“无论晴天或者阴天,整个天都灰蒙蒙的,街道、工厂、工地边都飘散着一层灰尘。”但那时人们对环境污染的感受还没那么强烈。
当时,作为雾霾组成物的颗粒物已经肆虐。北京市委市政府提出“北京市大气污染防治控制对策”,决定治理城市燃煤小锅炉和小茶炉等低矮污染源,减少颗粒物。三年后,北京市又开始针对平房住户,推行“煤改电”工程。
阎大爷家是五六年前用上电暖炉的。“每天晚上开5个小时,温度就能达到22摄氏度;开9个小时,就有26摄氏摄氏度。”阎大爷算了一笔账:加上“煤改电”给居民的政策性补贴,平均一晚的电费4元;而当时用的蜂窝煤涨到了一块1.5元,如果一晚用4块蜂窝煤,就得6元。“还是用电划算,干净还方便。”
去年年末,东城区和西城区已经基本实现无煤化。
这两年,“煤改电”计划继续向郊区扩展,怀柔等地的部分村民已经用上了蓄能式电暖器。根据2013年发布的《北京市2013-2017年清洁空气计划》,到2017年,将完成郊区农村25万户的“煤改电”工程。
按相关报道,从2001年至今,全市“煤改电”用户总数达到了38.45万户。以每个采暖季期间城区居民户均燃烧1吨煤、农村居民户均燃烧4吨煤计算,每年冬季采暖季期间压减燃煤约60.8万吨——如果用载重10吨的重型卡车来装的话,需要六万多辆,这些车首尾相连,差不多可以从北京市区排到河北邯郸。
针对燃煤锅炉的治理也在进行。截至去年年末,城六区已经实现了无燃煤锅炉,四大燃煤电厂已经关停了三座,剩下的一座预计今年可以关停。
根据北京市环保局提供的一组数据,以二氧化硫的削减为例,从1998年到2015年,二氧化硫的年均浓度都呈现出下降趋势,其中2015年同比下降幅度最大,达到了38.1%
机动车的罪与罚
据环保部门评估,去年年末的两次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中,机动车限行对减排的贡献率约两成;阅兵等几次重大活动期间,限行对减排的贡献度甚至达到三四成。
北京市环保局2014年做的一项PM2.5来源解析研究发现,在本地污染排放中,“贡献度”最大的是机动车,达到了31.1%。其次是燃煤、工业生产和扬尘。
作为北京本地PM2.5的首要来源,过去两年里,相关部门对机动车的治理更为严格。
比如,针对各类新车,北京市使用了更严格的油品标准——甚至高于国家要求,每执行一次新标准,单车的污染都会降低三到五成;公交车等八大行业的重型柴油车加装了DPF(壁流式颗粒物捕集器)。“国际科学研究表明,DPF可以减少九成以上的颗粒物。”北京市环保局机动车排放管理处副处长连爱萍介绍。
老旧车淘汰也在同步进行。统计显示,去年年底,黄标车已经被基本淘汰。2014年,全市淘汰了47.6万辆老旧车机动车;2015年,淘汰了38.9万辆。以2015年为例,淘汰的老旧机动车每年可以减少污染物排放共9.16万吨。
连爱萍透露,减排效果比较明显的是限行。这不仅包括单双号限行,也包含对大货车、渣土车等重型柴油车的管控措施。早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北京已经在全市大范围内尝试机动车单双号限行措施。据媒体报道,限行之后,市区主要道路车流量比限行前下降了21%,车速比限行前提高了约27%。
此后不久,机动车尾号限行成为常态。从2008年10月11日开始,北京市政府决定实施工作日高峰时段区域限行措施,即北京市内机动车按尾号每周停驶一天(法定节假日和公休日除外)。截至目前,车辆尾号限行政策已经实施7年。
2015年,北京市新修订了《北京市空气重污染应急预案》。新预案规定,当空气污染达到最高红色预警级(即预测未来持续三天以上出现空气重污染)时,将在全市范围内实施机动车单双号限行。
新预案发布当年,北京首次启动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据环保部门评估,去年年末的两次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中,机动车限行对减排的贡献率约两成;阅兵等几次重大活动期间,限行对减排的贡献度甚至达到三四成。
截至2015年年底,北京市的机动车保有量已经达到了561.9万辆,与2013年相比,新增18.2万辆。但机动车污染物的排放量,在这两年则一共减少了近20万吨。
环保执法者的“牙齿”
北京市环保局副局长方力认为,环保执法者终于有了“牙齿”——按日计罚、查封扣押和限产停产。“铁腕治污”,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
十多年前,北京市环境监察总队副调研员穆亮刚刚大学毕业。第一次到工地上进行扬尘检查。工地负责人问:“你们是环卫的?”
“我不止一次发现,不少企业分不清‘环保’和‘环卫’。”穆亮说,企业对“环保”都没有概念,执法的难度和效果可想而知。最尴尬的是,由于缺乏强硬的执法手段,有时候,连排污企业的门都进不了。
一位环保局人员坦承,工业生产对北京本地污染排放的“贡献”排第三,但其治理难度却相对更大。
曾有人问一位环保官员:“这些年来,你们执法连点牙齿都没有?”环保官员答:“我现在都张不开嘴,怕别人看到我没牙。”
穆亮他们也处在这样的尴尬中。
改变发生在这几年。 2013年9月,北京市制订了《北京市2013—2017清洁空气行动计划》,计划经过五年努力,使全市空气质量明显改善,重污染天数大幅度减少。到2017年,全市空气中的细颗粒物(PM2.5)年均浓度比2012年下降25%以上,控制在60微克/立方米左右。
2014年1月,北京市出台了被称为“史上最严环保条例”的全国首部地方治理大气污染的法规《北京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2015年1月1日,新《环保法》开始实施。北京市环保局副局长方力认为,环保执法者终于有了“牙齿”——按日计罚、查封扣押和限产停产。“铁腕治污”,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
石景山曾有一家生产火车材料的企业,因为违法露天喷漆,未按照规定日期整改,被加倍处罚。奥地利一家企业看到相关新闻,取消了和这个企业的大额订单。最后,企业不得不按照环保要求治理改造。
“这就是我们想要的执法效果。让违法企业感受到压力,形成一种‘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氛围。”穆亮说。
北京市环保局数据显示,这两年,针对大气类环境违法案件的处罚数量和额度大幅提升。仅对比2013年和2014年的数据,2014年处罚案件数量是上年的1.6倍,处罚金额是上年的3倍。
2014年,在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大背景下,北京市发改委牵头制订了《北京市新增产业的禁止和限制目录》,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和环保局制订了《北京市工业污染行业、生产工艺调整退出及设备淘汰目录》。
两个目录是对北京经济发展做“减法”。在北京市许多基层干部看来,这一类似“壮士断腕”的举措和魄力在以往不可思议。
据北京市环保局提供的数据,截至2015年年末,两年间,北京一共退出了718家污染企业。在石化、汽车制造、家具等行业实施企业环保技改工程,减排挥发性有机物3.1万吨。
大气治理“天不藏奸”
只要工作做到了,空气质量是好是坏就摆在哪儿,大家都看得到,这事儿骗不了人。
去年的最后一个月,北京市连续启动了两次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史无前例。北京市环保局的官方微博下面差评一片。
北京市环境监察总队几个小姑娘看了,委屈得哭了。“感觉一年都白干了。”
雾霾肆虐,和普通市民一样,环保工作人员们也觉得难受和压抑。
但作为环保工作者,他们对雾霾多了一些更客观的认识——雾霾治理始终是长期又艰巨的任务,不可能立竿见影。美国和英国等发达国家,治理雾霾也经过了漫长的历程——至少三四十年。
穆亮打了一个比方,雾霾就像感冒,治理就像吃药。感冒了不可能一吃药就康复,治理雾霾也同理。
雾霾治理的难点在于,它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需要协调多个部门。比如,仅针对扬尘这一项,就可能涉及市住房城乡建设委、市园林绿化局、市交通委、市市政市容委等多个部门。
几年前,方力会有孤军奋战的感觉。“大家都觉得环保就是环保局的事情,环保局应该多干。”他说,“其他部门把自己的工作做好了,对环保的考虑不那么多。”
但现在不同了,共识凝聚起来了。方力一直把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2月26日视察北京讲话的新闻稿压在办公桌玻璃下面。“总书记讲话2周年了,对于我们环保人来讲,最大的靠山就是总书记的讲话。总书记讲话后,让我们工作更容易做了,统一了思想,凝聚了共识,而且有了力量。”
雾霾治理的另一个难点在于北京特殊的地理位置——毗邻河北和天津,污染会跨界流动。2014年环保部门的PM2.5来源解析中,外来污染源的比重占到了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
北京市环境监察总队副总队长赵志威打比方,就像京冀跨界河流的治理一样,不能只治理下游不管上游,河水是流动的,雾霾的治理同理,需要京津冀协同。
两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北京讲话,首次将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在大气治理领域,则是京津冀治理雾霾的一体化,其中包括了产业结构调整、区域联防联控等多个方面。
早在2013年10月,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防治协作小组已经成立,确定了重污染应急、监控预警、信息共享等工作制度。
以机动车排放污染的治理为例,对于超标排放的外埠车,此前,北京市的环保部门并没有异地执法权。从去年开始,《京津冀及周边地区机动车排放污染控制协同工作实施方案(试行)》发布,区域机动车排放污染实现了联防联控,仅去年一年,北京已经对2372辆超标排放的外埠车进行了处罚。未来,区域机动车排放还将实现数据共享。
区域环境联动执法也在去年开启。去年11月底,京津冀环境执法联动工作领导小组成立,一周后的空气重度污染期间,三地已经同时启动了第一次联合执法检查。
三地协同初显成效。以2015年三地的PM2.5平均浓度变化作为参考,北京同比下降6.2个百分点,天津市同比下降15.7%,河北省同比下降18.9%。
北京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副市长张工曾说:“大气污染治理这件事儿是天不藏奸。”方力特别认同这句话。他觉得,只要工作做到了,空气质量是好是坏就摆在哪儿,大家都看得到,这事儿骗不了人。
对打赢治霾这场战役,方力很有信心。“按照治理大气污染的中长期规划,每年PM2.5平均浓度下降5%,按照这个速度,2020年,公众有望感受到空气质量明显好转,到2030年,蓝天将成为常态。”
行动者
志愿者们通过实验得出结论:天气优良和轻中度污染时,宜公交出行;重度污染时,宜地铁出行。
早在2013年,北京市民邹毅就封存了家里的两辆私家车,上班期间,四环以内的出行都靠地铁和公交。这个习惯一直坚持至今。
多年以前,他和北京其他的“有车一族”一样,出门打个酱油都开车。“不能牺牲自己的生活质量。”他说。
直到2013年1月,北京爆发了一次连续十多天的重度污染天气。邹毅突然觉得,自己应该做些什么了。
他开始坚持做两件事——绿色出行和“一目了然”项目。
后者是每天坚持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同一角度,用镜头对准北京电视台拍摄一张照片,制成北京空气质量视觉日记。
“可以感觉到,空气质量是缓慢好转的。”邹毅说。镜头不会说谎,2015年的蓝天天数明显比2013年要多。
北京市环保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3年到2015年这三年,北京空气质量达标天数分别是175天、172天和186天。这和“一目了然”项目记录的数据基本一致。
环保NGO们也在发挥自己的作用。
去年1月到10月,“自然之友”旗下的项目“蓝天实验室”发动135人次志愿者,完成了PM2.5与出行方式选择测试——志愿者们通过实验得出结论:天气优良和轻中度污染时,宜公交出行;重度污染时,宜地铁出行。
“自然之友”总干事张伯驹说,实验室“取名‘蓝天’,是因为蓝天代表了一种愿望。”
住在西城区的阎大爷每天坚持看天气预报,预报中出现两个圈(雾霾标识,记者注)时,他只能待在家里;没有两个圈的时候,他就能出门晒太阳,遛鸟,看车来车往。
他希望,这样的蓝天,多一些,再多一些。
(记者张维 萧辉 实习生王昱倩报道 记者安钟汝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