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迁中的乡土中国：阿周叔的甘苦人生
发布时间：2016-02-18 13:29

　　“一到过年农村就出新闻”。今年春节，“上海姑娘”点燃了网上舆论的一把火。也许“上海姑娘逃饭”是虚假的，但“上海姑娘”所逃离的村庄却是现实存在的。于是，一场有关城乡差距、乡土沦陷与希望的争论沸反盈天。

　　在一些网络帖子中，乡土中国的负面被“标题党”无限扩大。今天，本报刊登一组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4名博士生的观察文章，让我们看到一幅更加真实、复杂多元的乡土中国变迁图景。

　　今年寒假，我到广西博白的朋友老家看望他家人，满足自己对客家传统文化的向往。

　　前些年，博白因为部分村民反抗当地计生干部的粗暴行为焚烧乡镇政府而闻名全国。用朋友的话说，这是一个民风彪悍的地方。

　　广西博白及周边农民的生活，要比全国其他大多数地区更为艰难。

　　当地村民坚持认为多子多福，强势抵抗计生政策，所以生育数量至今还保持在每户3个孩子的平均水平。但当地的土地不适合种植水稻，适合种植的作物如黄麻、红薯、花生等并不值钱，也不能满足口粮需求。

　　纵使生活艰难，当地的老百姓却依然不屈不挠，充满希望。我要讲述的，是朋友父亲阿周叔的故事。

　　两百年来，周家先从福建迁至广东，再到广西，最后定居在博白县白镇。解放前，阿周叔祖上有上百亩地，解放后土地改革划成分时，由于阿周叔的三叔在土改小组中担任职务，便划为上中农，成了“漏网地主”，在频繁的批斗运动中，阿周叔的祖父没有卷入其中，一直过着贫苦的生活。

　　阿周叔的父亲擅长各种手艺，除了基本的农业生产以外，他还会在外面做活赚点儿钱。但就算再勤劳也顶不住13个孩子的嘴，所以阿周叔家过着极贫的生活，经济水平在村里属于底层。等到阿周叔兄弟们纷纷成婚，贫困没有改变他们的生育观念，多子依然是他们的人生追求。

　　阿周叔1986年成婚，连着生了两个儿子，1991年，他的妻子怀了第三胎。当时计划生育政策执行严格，为了躲避计生政策，阿周叔从白镇逃到了相邻的龙镇。在当时白镇的老家，全家的财产只有一口破锅，因此一家四口没有任何牵挂地逃走了。

　　到龙镇的最初几年，他们还在老家种点作物，收割时跑回家收获花生、红薯等，但农产品不值钱，后来索性将农田彻底撂荒。来到龙镇后不久，阿周叔有了一个女儿，一家五口在龙镇租了一间房屋居住，全家靠阿周叔一个人做木工维持生计。

　　当时，他们的全部家产只有一口锅、两个桶和一张供四人睡的床。结果没多久，这口岳父给的锅还被偷走了。

　　幸运的是，阿周叔精湛的木工手艺，很快在当地树立起名声。他成为全镇首屈一指的木匠，足迹几乎遍及全镇所有自然村。但当时的村民生活艰苦，赊账太多，木工生意虽好但不能及时拿到工钱。

　　为了保住客源，阿周叔不得不经常熬夜，做工到凌晨一两点是常事。他一个人要解决一家五口的吃饭问题，还要付房租、买工具，还得接济一下双方的父母和兄弟，所以生活极为拮据。周四（阿周叔的二儿子）回忆他小时候的生活，说有一次好几天没吃饱饭，到同学家玩，同学父母留他在家吃饭，他一口气吃了三大碗白粥没喘一口气，把同学全家人吓倒了。

　　尽管负担沉重，阿周叔夫妇还是攒下一笔钱，1993年付了2000元定金在镇边买了一块地皮。花几年时间还完购买地皮的1万元外债后，1997年建起了一栋两层楼房。新建的房子没有任何装修，一楼作为工作间，二楼住人。没有厨房，就在顶楼搭一个棚屋做饭吃饭，新家的几张床和简易的衣柜全由阿周叔自己打造。尽管没有豪华的装饰，但至少全家人终于有了一个稳定的住处。

　　建房之后，生活本该开始变好，但在1998年，第三个儿子降生。

      作者为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博士生 雷望红

　　新添男丁固然喜悦，但也增加了家庭负担，四个小孩的抚育费用成为阿周叔心头的担忧。

　　为了保证基本的生活和教育开支，全家人节衣缩食，减少一切不必要的开销，连一辆破旧的自行车都舍不得买。

　　阿周叔家住在镇北，学校在镇南，每天早上5点多，3个大一点的孩子起床后步行40分钟到学校，放学后再走回家。每天放学回家后，女儿周二妹帮着带小弟弟，大儿子帮着母亲做家务，二儿子则跟随父亲到村民家里安装门窗。这样的生活，我只是有所耳闻，却未曾想过会发生在异地的同龄人身上。但他们的童年回忆中充满着多子女家庭的欢乐：两个哥哥一起去偷甘蔗，坐在草地上啃的甘蔗皮成了小山包，小弟弟是哥哥姐姐挑逗和嘲笑的对象，被比作猪栏里的小猪，至今还被叫做小猪头。冬天，一群小孩会在空地上“窑薯”，据说比烤红薯更香更好吃。

　　一家人过着清苦的生活，但他们从不怨天尤人，只是默默地靠勤劳的双手谋生活。

　　阿周叔攒下了一笔钱，准备加高房屋。在当地，儿子与房子就是面子与荣耀，阿周叔有三个儿子，在家族中赚足了面子，但儿子们过得好更重要，为了儿子们的婚姻大事，阿周叔2007年建起了四层楼房。当时家里只有材料钱，为了省工钱，全家决定在二儿子放暑假时，由父子两个建房，二儿子当时高二，一放假就回到家中，白天做木工，晚上与父亲一起码砖砌墙，经常是通宵达旦，每天只睡两三个小时。三楼建好后，父子俩的身体实在承受不了，才狠心花了1万元工钱将四楼包给包工头。

　　房子建好后，阿周叔的木工生意却开始走下坡路，木门木窗等木制品开始被铝合金等替代。赚钱更加不易，家里的经济压力却越来越大，孩子们要读书，大儿子也到了结婚的年龄。

　　经过一番纠结，阿周叔决定转型做铝合金门窗，当时他已经接近50岁，学习能力和体力都在下降，但为了孩子们，他还是决定搏一把。

　　转型初期，生意惨淡，家庭经济开支难以为继，曾几度无法支持小儿子的高中生活，都是依靠借贷才渡过难关。

　　随着阿周叔入行久了，加之做木工积累下的人脉，铝合金安装的生意逐渐好转。

　　阿周叔除夕前一天还要做活，正月初三开春之后就复工，一年休息不了几天，但阿周叔乐滋滋的。他觉得生活充满希望，只要有活儿干，自己就还有价值，就能为儿子们增加一份资本、少添一份负担。

　　孩子们是阿周叔一生奋斗的希望与动力，对他们的成长与发展阿周叔也倾注了心血。

　　大儿子初中毕业后就辍学到浙江打工，跟着叔叔们在模具厂中做模具，第一年做徒弟，工资低，年底连回家的路费都没有，只好第一次一个人在异乡过年。在外打工几年后，大儿子到了结婚的年龄，父母开始为他张罗相亲事宜，先后选了几个对象，最后选择了本镇的一个姑娘，两人顺利成婚生子。

　　二儿子周四一直是父亲引以为傲的孩子。由于跟随父亲做活的缘故，听闻父亲的教诲最多，见识最广，又聪明伶俐，是父亲最器重和操心最多的孩子。周四在初中以前以帮父亲干活为重，学业倒是成绩平平，他当时考虑自己未来的归宿就是外出打工，在老家的村庄，还从未出现过大学生。

　　阿周叔在周四读初二的某一天，突然告诉他，希望他能够通过读书改变自己的命运。周四并不懂得其中的意义，他只是觉得，听父亲的话准没有错。原本奇懒无比的周四在初三时经常废寝忘食地学习，成绩突飞猛进。但中考时，他与县一中录取线相差8分。但阿周叔铁了心要让儿子冲出去，硬是咬牙交了6000元钱择校费进了县一中。6000元钱是东拼西凑来的，交了择校费之后，家里接下来几个月的生活就成了问题，全家人硬是挺过了难关。周四择校进一中，每天的生活只有学习、运动、吃饭、睡觉。但命运再一次跟他开了一个玩笑，高考时发挥失常，没有考上满意的学校。复读一年后，周四最终考到华中科技大学。这是周家的第一个大学生，阿周叔感到很满意。他觉得，自己培养出了第一个大学生，至少对九泉之下的列祖列宗有个交代了。

　　阿周叔的心情随着孩子们的人生跌宕起伏，交织着失望与欣喜，却从未失却希望。

　　他这大半生走来并不顺当，一无所有，白手起家，其中的坎坷和艰辛只有他与家人体会最为深刻。一切的酸楚，都被孩子们成长的喜悦淹没。如今，大儿子和女儿都已经完婚，周四还在大学深造，“小猪头”还在读高中，家里的生意慢慢好起来，几个孩子也逐渐开始为父母分忧。按理说，阿周叔夫妇俩应该可以好好歇息了，但他们俩依然不知疲倦地干活。

　　阿周叔经历的人生，何尝不是当地甚至中国大多数父母的人生呢？

　　中国社会的发展和乡村面貌的改善，要感谢一个个家庭默默无私的奋斗，而一个个普通家庭的发展，也得益于中国社会环境的改善。乡村社会是否有希望，取决于这些普通家庭的发展状态。国家与社会所要做的，就是为底层家庭保留和创造更大的上升空间，不至于让普通民众奋斗的决心与希望泯灭。

　　（作者为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