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网络借贷将迎来新的格局、新的趋势和新的挑战
发布时间：2016-02-17 11:19

　　2016年，网络借贷将迎来新的格局、新的趋势和新的挑战，原因有三个：

　　一)、监管新政出台，将对行业发展、行业格局构成新的改变。

　　二)、一个未来风险跌宕的市场，将对行业发展带来新的挑战。

　　三)、新的技术以及既有技术的发展，会给行业发展带来新趋势。

　　回望近五年的发展之路，互联网金融尤其是网络借贷的发展，犹如中国现实的一面镜子，透过它的发展轨迹，可以更清晰地照见现实

　　互联网金融可以清晰地照见现实

　　一、网络借贷兴起的原因是近五年中国金融抑制的加强。近年宽货币与高融资成本并存，就是表现之一。

　　中国金融抑制加强的原因有两方面：

　　一)、次贷后金融市场和监管对风险厌恶提高，一系列宏观审慎与微观审慎的监管要求，增加了金融机构的运营成本。

　　二)、宏观经济”三期叠加”，信用风险提高，造成“惜贷”与“有效信贷需求不足”并存。

　　金融抑制加强，也是英美互联网金融兴起的背景。也因此，无论英美还是中国，都意在为互联网金融的创新留出空间，从而解决个人、小微企业等融资难。

　　从英国对可替代性金融的默许、2014年《关于网络众筹和通过其他方式发行不易变现证券的监管规则》的出台;到美国的JOBS法案、对D条例的修订等，都可以看到，监管层意在缓释金融抑制的决心。

　　中国的逻辑有一脉相承之处。但意见稿难产两年之久，彰显出中国更复杂的博弈现实以及监管不适。

　　二、网络借贷已经成为中国影子银行的新组成部分，但影子银行本身不是贬义词，对其成因及效用需要客观评定。

　　通俗讲，影子银行是游离于监管体系之外、并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和监管套利等的信用中介体系。由于其存在期限错配、流动性转换、信用转换和高杠杆，从而可能导致系统性风险。

　　中国长期存在的民间借贷，可以看成是一种影子银行。但需要看到，影子银行在中国大发展的转折点是2009年，为何此时勃兴?值得思考。

　　2009到2013年，是中国影子银行大发展的第一阶段。表现为“银行的影子”，是一种信贷的“非银化”。2008年的4万亿投资和信贷大放水，以及2009年断崖式的政策调控，使得信贷刚需只能借道银行、证券、保险、信托、基金等各种“非标”理财或资管计划满足。这一时期，影子银行大发展与 “银行负债理财化”，并驾齐驱。

　　2013年底至2015年，是中国影子银行大发展的第二阶段。表现为“互联网金融”的大发展，尤其是网络借贷和线上财富管理。其背景是监管层加强对银行理财的”非标”整顿，出表成本增加，对小额信贷”挤出”效应明显。

　　需要看到，美国影子银行起于监管放松，而中国影子银行与监管加强和金融抑制密不可分。故，对影子银行的效用，应该是：

　　一)、它缓释了金融抑制，满足了部分合理的信贷需求;

　　二)、它带来了新的监管成本，也带来了新的信用风险。关键是，当监管失灵于某个信用市场，将无法做出准确的风险判断，并果断出手。这正是”次贷危机”的深刻教训。

　　三)、网络借贷在中国的野蛮式生长，“成于”监管套利，亦“荒于”监管套利。

　　网络借贷的大发展，恰逢中国迫切需要通过创新寻找新的经济增长极，“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成为国内主基调，对互联网金融所带来的创新亦多有期待。

　　支持创新，成为监管更有“耐心观察”的原因之一。而机构监管为主的分业监管所造成的监管空白，是支撑网络借贷野蛮生长的另一重要原因。

　　如果说，第一阶段的影子银行发展，导致的结果是“监管竞次”(race to the bottom)，这一阶段则直接导致监管失灵。对涉众的信用活动，长期无监管，是对监管底限的突破。

　　对此，中国尚缺共识，即：对金融创新的支持，需要合理的”金融约束”，适当的监管不是”反对创新”。

　　成于斯，毁于斯。结果显而易见：

　　一)、催生监管套利，因为预期政策迟早将出台，催生“大而不能倒”的逆向选择风险，从而绑架监管。

　　二)、投资人保护缺失，导致公众付出“真金白银”的高昂代价。加强投资者保护，是次贷危机的沉甸甸教训，国内迄今未见足够重视。

　　三)、监管空白造成了传统金融与互联网金融之间的“监管双轨制”，缔造了金融市场的不公平。

　　更糟糕的后果是，监管缺失导致鱼龙混杂，劣币驱逐良币，频繁的跑路和非法集资事件，破坏了公众对行业的信任，甚至不得不”去P2P化”。

　　四)、网络借贷起到了一定的鲶鱼效应，形成对银行改革的倒逼压力。但需要谨慎看待网络借贷现阶段的竞争优势。

　　刨除监管套利，网络借贷无论在资产端、投资人端还是风控方面，短期难显对传统金融的竞争优势。主要原因是：

　　一)、资产端主要是符合银行审贷标准之外的高风险资产，且主要通过线下获取，小额分散的特点决定了线下审贷成本高昂，线下团队人力成本随着资产规模扩张而扩张，无法在线下“去重”。

　　二)、投资人端，纯线上主动获客非常有限，无法脱离大铺广告、竞价、让利等传统营销方式，导致流量转化成本高昂，无论是新客户获取还是存量客户的维护成本，较之传统金融都难言优势。

　　三)、投资人比价效应，导致客户忠诚度远低于电商，并倒逼平台面对平台融资的生存压力，易铤而走险，扩大对资产端和流动性风险容忍度，有转为信用中介的内驱力。

　　四)、相较于受到严格监管和更具“硬数据”优势的银行，网络借贷的风控优势迄今没有被数据验证。

　　五)、资本对网络借贷的期待和热捧，源自对大数据等技术的想象空间，估值中不乏乐观预期的泡沫。

　　大数据的想象空间，来自于：一是，通过大数据进行批量获客;二是，通过大数据对客户进行精准营销和管理;三是，通过大数据批量审贷;四是，通过大数据风控，提高全生命周期的信贷管理能力。

　　迄今，尽管不同平台多有探索，难有平台敢言在上述领域建立了大数据的优势。

　　原因在于，大数据本身并不能解决信息不对称，甚至可能加剧不对称，增加数据提纯难度和算法模型的建立难度。大量碎片化数据的存在，如果不能提高数据的挖掘和场景还原能力，将对决策造成干扰而不是简化。

　　防欺诈，依然是各家平台面临的巨大挑战。

　　另外，大数据获取、挖掘与隐私保护之间，是个敏感区域。目前对大数据的期待，忽略了隐私保护失范所可能带来的市场风险。

　　六)、网络借贷信息中介要想成为一种可持续的商业模式，具有很高的基础设施门槛。

　　信息中介模式，意味着平台转型撮合交易的交易所。不承担任何的信用风险，平台的盈利模式由信用中介的利差收入变为交易费率。

　　交易所模式下，交易所的主要职责是：制定交易规则、严格的信息披露、投资人保护、清晰的交易及资产权属登记管理等。

　　由此，确保交易所的独立性，是交易所模式成立的前提。此模式下，投资者风险自担，前提是：一、信披尽职、卖者有责;二、资产的风险收益直接转移投资者。

　　要确保交易所模式成立，如下的基础设施不可或缺：1、打破投资的刚性兑付;2、完善的第三方征信和评价体系;3、数据获取和分析优势;4、投资人保护制度;5、法律关系的清晰界定;6、清晰的债权与交易登记;7、适度的监管。

　　但交易所商业模式要走得通，必须具备交易规模的优势和产品多元化的优势，否则很难持续。

　　七)、强制界定为信息中介平台，如果商业模式难以持续，将可能带来平台的“去P2P化”或转型线上财富管理，带来新的监管套利。

　　迄今，平台的资产端收益，很难匹配投资者收益+平台的运营成本，基本是“烧钱式”亏损运营。如果转型信息中介平台，其交易费率收益将更低于信用中介的利差收入。

　　不同于电商，“烧钱式”规模扩张的模式很难在金融中介平台走得通：

　　客户与用户，一字之差失之千里。在形成使用习惯后，电商具有更强的用户粘附性，而金融低频交易的特点注定从客户向用户转化，迁移很难;

　　不同于一般的商品交易，金融交易本身是高风险交易，其风险扩张随着交易规模扩张而倍增，平台动辄每年数倍的交易规模扩张，风控能力很难同步倍数扩张。

　　刨除前期的监管套利”红利收入”后，预计平台将在过渡期加速”去P2P化”，转型线上综合财富管理平台或是可行选择。

　　2015年十部委发布的《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中，将互联网金融分类为：互联网支付、网络借贷、股权众筹融资、互联网基金销售、互联网保险、互联网信托和互联网消费金融。上述分类中，并没有涵盖线上财富管理，或成为下一个套利通道。

　　八)、在监管向功能监管转移的同时，完善银行、证券和信托关系的内涵，构建完备的法律体系，已经刻不容缓。法律关系清晰，是避免监管套利、监管竞次、监管空白的基础和前提。此外，建立独立于一行三会的投资者保护机构，是中国的现实选择。

　　目前，由于对证券的定义过于狭窄，对信托关系没有明确的界定，借助各种名目繁多的财富管理计划监管套利，花样频出。对P2P的平台属性进行强制界定，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监管套利问题。

　　而对于涉众的理财，由于缺乏有力的投资者保护机构，而附属于一行三会下的投资者保护部门亦缺乏相应的监管工具，难以对涉众和跨界的金融产品，从一诞生就从投资者保护角度介入监管。

　　我们需要坚守的是，如果金融产品的信息披露本身不足以让投资者很容易地识别风险，就应该建立合格的投资者制度，并对合格投资者的界定进行动态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