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凯生：用改革的办法积极稳妥地实施“去杠杆”
发布时间：2017-03-06 19:57

　　3月6日，全国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新闻发布厅召开记者会，邀请5位全国政协委员就深入推进“三去一降一补”、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振兴实体经济、防范金融风险、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等回答记者提问。

　　3月6日，全国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新闻发布厅召开记者会，邀请5位全国政协委员就深入推进“三去一降一补”、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振兴实体经济、防范金融风险、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等回答记者提问。图为全国政协委员杨凯生回答记者提问。新华网/中国政府网 翟子赫 摄

　　广州日报记者：请问杨凯生委员，我关注到您一直关注去杠杆。我的问题是，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积极稳妥去杠杆，可不少评论认为，我们的去杠杆是稳妥够了，但是积极还不够，还要加大力度，进一步加油。您认为当前去杠杆的难点和重点究竟在哪里？

　　杨凯生：我注意到常振明委员、钱颖一委员在回答问题时或多或少地谈到了去杠杆问题。您主要问的是下一步去杠杆的难点和重点是什么？我感到李克强总理在昨天政府工作报告中似乎已经很清楚地回答了你的问题。总理报告中有两句话，一句话就是要在控制总杠杆率的前提下把降低企业的杠杆率作为重中之重。我想这就是去杠杆的重点。第二句话，总理在报告中要用改革的办法深入推进“三去一降一补”，要积极稳妥的去杠杆。我想所谓的难点也就是如何有效地、顺利地、尽可能平稳地把去杠杆工作做好。为什么？确实像总理说的一样，为什么重点是降低企业的杠杆率呢？因为我国的企业的杠杆率确实是偏高的，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统计数字和我国有关方面统计数字相差不多，说我国工业企业的杠杆率大概是167.6%，而资产负债率大概超过56%。尽管经过去年一年的努力，这个数字有所下降，但是我们只能说是略有下降或者说基本保持了平稳。无论与美国、欧元区等主要经济体同期相比，我们都是偏高的，这个确实要降下来，如果不降下来的话，不仅直接拉升了企业的成本，更重要的是和去产能没有办法衔接，和企业的保持可持续健康运营也难以衔接。

　　怎么去杠杆？重点是清楚了，为什么说积极稳妥地去是难点，要用改革的办法去是难点呢？因为我国的企业杠杆率偏高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它有历史的原因。上世纪80年代以前，似乎不存在这个问题。为什么呢？当时的企业主要是国有企业，它所需要的资金，无论是项目建设、固定资产投资，甚至是生产所需的流动资金，都是国家财政拨款的。这个做法的弊端就是使得企业不太讲究资金的使用效益。所以针对这个弊端，改革开放以后，我们下决心要改，但是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做法，实际上也是一种定期不定期的给企业补充资本金的做法，所以在当时体制下，似乎并不存在企业杠杆率高不高、资产负债率高不高，现在企业成了一个独立的市场主体，这样肯定不行了，倒是开始注重资本使用效益了，但是资本金的补充，国有企业缺乏资本的补充机制。所谓用改革的办法来解决企业杠杆率过高的问题，确实要促使我们思考。前不久召开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提出要积极地探索，用多种方法有效降低企业杠杆率。有一条，要建立国有企业的资本补充机制，国有企业的拥有者——我们的政府，国有企业的监管者要有资本意识，要注意让企业的资本充足率保持在一个稳定的水平上，是企业的拥有者、监管者的责任和义务。那怎么来做？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我们每年的国有资本的财政预算中是不是通过改革的办法来有这样一个列支渠道，补充国有资本。那这里面，国有的资本财力是不是力所能及，因为我们要干的事情很多，涉及到民生、医疗、教育等等，还有没有钱补充企业的资本金，这就要和企业的改革结合起来，国有企业的布局优化、混合所有制的推进，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等等，这些都是政府工作报告里讲到的，用改革的办法推进“三去一降一补”，用改革的办法积极稳妥地实施去杠杆。

　　钱颖一：华尔街日报的问题和这个问题正好相关，华尔街日报记者的问题是说宏观经济的稳定与去杠杆之间的关系问题，我补充一点。过去的经验和教训很多是来自发达国家，比如说美国，那里的去杠杆，很重要的是消费者杠杆。消费者杠杆里面去的很大、很快的话，确实对需求方有很大的影响，这就是这个问题的由来。政策方面除了积极的宏观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以及积极的就业政策，这是指宏观政策。我想补充的一点，就是中国杠杆高的性质与不少发达国家不一样的，就是我们主要集中在企业。而在企业去杠杆与消费者去杠杆是很大不同。比如企业去杠杆，你可以用的一个工具是债转股，它可以在去杠杆的同时并不巨大的减低需求，这跟消费者的，比如房屋贷款去杠杆的下降导致需求的减少有着非常重要的不同。在这点上，我们往往看到国外经验教训的时候，容易比较直接的类比到中国的企业。刚才杨委员讲到的企业去杠杆问题，我想和宏观稳定问题是直接相关的，我作一下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