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工帮扶涉案未成年人:拉回悬崖边的“坏孩子”
发布时间：2016-10-18 08:56

　　回想起2014年那起斗殴事件，温州瑞安的小汪至今记忆深刻。

　　“小汪，快点走，我们一起去帮着撑场面！”正在修理厂修车的他，被朋友叫走，4个男孩就上了一辆出租车。上了车之后，他才知道朋友的朋友遇到了点“麻烦”，他们要过去“撑场面”。下了车，到了一个海鲜楼下面，双方在海鲜楼里面谈判。

　　没过多久，人们从楼下跑下来，大家打成一团，小汪看到不认识的人过来，就在对方身上打了一拳。在警察来之前，小汪就跑了，以为没什么事，他打了一会儿篮球就回家睡觉了。

　　“两三天之后，派出所的民警就上门来找我，知道自己闯祸了。”小汪告诉记者，后来他才知道，被害人姚某主要损伤为右侧额颞顶部硬膜外血肿，进行开颅血肿清除术，其损伤程度重伤二级。

　　接下来，小汪的命运会发生哪些转变？

　　附条件不起诉——给绝望少年带来希望

　　“到派出所后，听说事情很严重，第一反应就是家里要赔很多钱。”1998年出生的小汪算是来温州的“打工二代”，父母从江西到浙江温州的县级市瑞安打工。他出生在当地，和本地人不一样的是，他从小生活在出租屋。

　　在派出所做完笔录，他被转到看守所。“害怕，心里一点底都没有，不知道能不能出去了。”他望着栅栏，周围都是不认识的人，内心充满恐惧。

　　“我当时非常想回家，希望给爸妈认个错。”在看守所期间，他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每天早上起来整理内务，没事的时候一个人就盘腿静坐。唯一的娱乐，就是能看电视，但是他从来不看屏幕右下方的日期，“别人告诉我数日子会很难过”。

　　父亲来看他几次，两人见面的时候话并不多，每次见到父亲，小汪的眼泪吧嗒吧嗒地流下来，他父亲也哭。“听爸爸说，妈妈瘦了，妹妹被送回了老家，爸爸为了我的事情不能在工地好好上班，经常往派出所和律师事务所跑。”他说。

　　在看守所待了半年之后，允许他取保候审，考虑到小汪年纪较小且犯罪情节较轻，瑞安市人民检察院决定对他实行附条件不起诉。

　　附条件不起诉并不等同于简单放了小汪。从法律上来看附条件不起诉，是指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时，对于未成年人涉嫌刑法分则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规定的犯罪，可能判处一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符合起诉条件，但有悔罪表现的，可以作出附条件不起诉决定，考验期为六个月以上一年以下。考验期满，除实施新的犯罪、发现之前还有其他犯罪需要追诉或者严重违反管理规定的以外，检察机关应作出不起诉的决定。

　　瑞安市人民检察院与当地的社工组织瑞安市黑眼睛公益发展中心合作，前者向后者购买专业的社会服务，在观察期内给小汪提供社工帮扶服务，并为他们制定个性化的帮扶方案。这一次，他们对小汪的帮教考察期限是2014年11月24日~2015年5月24日。

　　帮人帮到底——社工帮“坏孩子”找工作

　　个子不高，戴着没有镜片的眼镜框，说着一口温州普通话，80后梁锋看起来就像邻家大哥一样，他是这家社工机构的负责人。

　　见到小汪时他开门见山说：“你好，我是瑞安市黑眼睛公益发展中心的社工，我们中心是专门做未成年人帮扶。这次受检察院的托付，我们将对你进行6个月的帮教考察。”

　　很多人都不知道社会工作干什么，梁锋在介绍的时候补充一句：“就是帮助你的，我们是专业的。”

　　“附条件不起诉是给案件情节较轻，并由悔罪态度的涉案未成年人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但这机会不是每个人都有的。当你以后被不起诉，你的案件就会被封存，但不代表你的前科被消灭，虽然帮扶期只有6个月，但是要改就要改全部，要为自己负责，知道吗？”梁锋对一直低着头的小汪说。

　　在这个期间，小汪不能离开瑞安，如果遇到特殊情况需要由他的妈妈向梁锋请假。与小汪初次见面之后，梁锋单独和小汪母亲说：“在帮教考察期内，也请妈妈多关心小汪，多关注他的生活和朋友的交往。如有紧急情况，请及时与我们联系。”

　　过了几天，梁锋来到小汪家。

　　“见面聊的时候挺感动的，听说我身体不太好，梁锋哥给我买了一盒保健品，还给父母提了一桶食用油，就像走亲戚一样，我们家位置挺偏的，他这么帮助我，说实话很感动。” 小汪说，梁锋还给小汪带了几本法制教育和励志的书，“书里面的励志故事后来都看完了”。

　　“孩子有自己的想法，本质也不坏，悔罪的态度非常好，我建议他继续学习修理汽车，有了手艺能踏踏实实赚钱。”他说，他还帮着小汪在另外一家修车厂找了工作。

　　2015年中秋节当晚，梁锋带了一盒月饼，以朋友的名义，去找小汪。两个人一边在修车厂外看月亮，一边谈论各自的想法。

　　现在，小汪从学徒开始干起，已经成为一名熟练工，中间跳槽了一次，工资从2000多元涨到了3000多元，能修理20万元左右的轿车。小汪在观察期内表现非常好，直到观察期解除，他一直没有再犯。

　　小汪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我近期的愿望就是想着能多赚点钱，让家人的生活变得好一些。”

　　重视家长里短——让孩子变好先改善母子关系

　　几百块钱的诱惑，让1998年出生的小吴走上了犯罪的边缘。

　　2014年11月至12月间，小吴撬锁进入出租屋对门的邻居房间，分3次窃取几百元。最后一次被邻居发现，小吴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家属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400元。

　　由于涉案金额较少，瑞安市人民检察院决定对小吴采取附条件不起诉，帮教考察时间从2015年3月23日~9月23日。

　　梁锋接受这个案子，首先了解孩子的成长背景：小吴从小在江西老家和爷爷奶奶长大，初中辍学后来到瑞安打工，与叔叔家人一起同住在瑞安出租房内。因无工作无收入，经常在黑网吧上网，生活费有限，才萌生盗窃的念头。

　　小吴的妈妈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得知孩子因为盗窃被派出所抓起来，我心里非常害怕，孩子本质上并不坏。”

　　“孩子回家之后就不说话，一问起他有什么想法就非常反感，说以后不会再犯了。”吴妈妈当时有些绝望，孩子两周岁的时候，她和孩子的爸爸离开江西老家打工。孩子从小和爷爷奶奶生活，回来了之后跟母亲几乎是“零交流”。按照程序，帮教小组安排专人对孩子进行心理测评，梁锋也与孩子见面。

　　与其他孩子的案例不一样，还没等到梁锋主动探望，吴妈妈就给他打来电话“诉苦”：“梁老师，孩子不去上班，又和我吵架了，拿孩子没有办法了。”

　　梁锋只好放下手头工作，第一时间赶到她家里，给小吴和吴妈妈做起“思想工作”：他把孩子叫到一边，单独聊，劝孩子上班；他劝说吴妈妈多与孩子沟通，少责怪孩子。当时效果不错，可是不出两周，母子间又会闹别扭。

　　“去年秋天的时候，我与妈妈闹得挺僵的。”小吴说。

　　小吴的妈妈道出了事情原委，去年她工作的厂里很忙，恰巧遇到孩子外婆生病了，需要子女轮流照顾。厂里一时不好请假，看儿子小吴闲着也是闲着，就让他替班。刚开始几天，小吴还是很认真的，之后就不去上班。

　　吴妈妈又给梁锋打电话，在他看来，母子关系是该案的帮扶重点，若母子关系得不到缓解，在帮教考察结束后，母子关系若继续走坏，易使得小吴失去家庭支持，增加重蹈覆辙的可能性。

　　梁锋找到小吴，搬着一把椅子在出租屋门口：“外婆是她的妈妈，所以她要尽心尽力地照顾她。如果你妈妈生病了，你是不是也会这样照顾她呢？”小吴：“会的。”梁锋：“将心比心思考下，而且我们也是大男人，要心胸开阔。”小吴：“嗯！”梁锋：“那么明天我们陪你去妈妈厂里给她道歉吧，因为我们错在先。”小吴：“嗯。”

　　第二天一早，梁锋让团队中90后女社工林徐芳带着小吴买了一束百合花。他俩来到吴妈妈工作的流水线边上，小吴拿着花站在妈妈的背后，一直不说话，林徐芳在一旁负责解释来龙去脉。

　　“我知道孩子不好意思开口，但是我明白他的心思，我忍不住流眼泪了。”吴妈妈回忆当时的场景，情绪还有些激动，好多工友都不知道怎么回事，看着我和儿子，但是我觉得非常幸福，母子之间不再冷漠相对，而是多了交流。

　　如今，小吴来到北京，在表哥的文印店打工，自己留1000元零花钱，剩下的钱寄给妈妈。

　　前几天，小吴和妈妈视频：“妈妈，哪天来北京住几天。”吴妈妈笑着回答：“你给我买火车票就过去咯。”

　　县级市的实验——青少年事务交给社会组织来办

　　郑洁在瑞安市人民检察院未检科工作，主要负责未成年人案件，她介绍，从2010年，瑞安市开始对未成年人实行附条件不起诉，时间在6个月到1年之间。

　　“但是很快我们也面临一些问题，如果我们对未成年人实行附条件不起诉，我们的日常工作实在太多，与这些未成年人只能半个月或者一个月打一次电话，通过他们写思想汇报了解思想动态，可能关注不到他们的变化。”她说。

　　对未成年人实行附条件不起诉，看似程序简单，给孩子要进行心理干预，还要与他们的父母和老师谈话，了解孩子的成长经历，还要听取律师的意见。“我们不能随便把孩子放出去，家里是否有管教条件，我们要了解清楚。”郑洁说。

　　她认为，在实施的过程中，他们也面临着一定的工作风险——孩子逃跑，案件就会搁置，还要公安介入网上追逃。因此，在帮教考察期内对孩子跟踪，这项工作需要专业的团队来做。

　　“小城市中缺少这样中间人的角色，我们正愁找不到人，听说团组织有能做的社会组织，我们顺藤摸瓜找到梁锋所在的社工团队。”郑洁说。

　　2014年瑞安市人民检察院和团瑞安市委两家单位在解决青少年事务问题上决定“联姻”，分别出资2.4万元和1万元作为启动资金向梁锋团队购买社会服务，帮教附条件不起诉的未成年人,计划每年递增购买金额.

　　团瑞安市委书记李明达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原来梁锋是一家志愿者组织的负责人，毕竟志愿者组织不是很专业。我们鼓励其成立社工组织，对他们进行孵化，还给他们提供办公场地。”

　　李明达表示，梁锋团队从事青少年事务社工，对于一个县级市来说非常需要，我们进行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利用公益组织专业化的力量来解决青少年社会问题。

　　梁锋说：“我们的机构资金来源包括团委、检察院、民政的公益创投和社会公益基金的支持，现在资金来源不足，机构要开支专职社工的工资，这就显得捉襟见肘，但是不能因为没钱，我们就不做事情。”

　　“2015年我们在手个案一共23例，今年预计将会突破30例，消除社会戾气，社会组织的作用就是解决个体青少年遇到的问题，未来我们团队还将在青少年事务方面再做深一点。”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