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铎：《话说长江》走出的第一代电视主持人
文章来源：中国干部网    作者：    发布时间：2018-07-14 12:17    点击量：845    大 中 小

陈铎
1939年出生在上海，我国第一批电视工作者。主持了《话说长江》《话说运河》《万里海疆》等大型电视节目与系列片，其中《话说长江》创造了万人空巷的奇迹和迄今为止纪录片收视率的“神话”。

陈铎除了喜欢玩篮球，还老当益壮地参加过足球慈善赛。

　　1958年7月，19岁的陈铎高中毕业后，9月进入中央广播电视实验剧团工作，成为我国第一批电视工作者，见证亲历了中国电视的发展。

　　陈铎最初因为“不能保卫祖国”并不想从事电视行业，没想到后来却一干就干了一辈子。在陈铎的职业生涯中，曾任演员、编辑、导演、摄影、配音、解说等，参与了电视剧与文艺节目的制、播、演等工作，算是干遍了广播电视行业中的各个领域。

　　1983年，陈铎和虹云主持的25集专题纪录片《话说长江》曾在央视创下了40%的收视纪录，是央视二十世纪80年代最受欢迎的电视纪录片，也是迄今为止，中国纪录片收视率最高的一部。陈铎也因为儒雅的形象和亲切的解说，成为一代著名的播音主持人。

　　入行

　　不知道电视是什么

　　1958年的夏天，陈铎在上海准备高考，他上的是重点中学，到现在有260多年的历史。陈铎想学的专业是外语、新闻，在那个年代，陈铎和其他的有志青年一样，认为有理想的未来就是上大学有真本事，保卫祖国建设祖国，当战斗英雄、劳动模范。

　　1958年中央决定办电视，将原来的中央广播剧团整建扩编成中央广播电视实验剧团，扩编后的剧团要在北京、上海、天津各招一批高中生。陈铎在学校里参加了很多课余活动，喜欢话剧和朗诵。剧团看中了他，想招他进团。但陈铎不愿意，说这哪儿行呀，这些朗诵、演戏、跳舞，都是业余玩玩的，每天都玩这些怎么能保卫祖国建设祖国呢？

　　陈铎被招考老师批评了这种想法，连带给他做了思想工作，说什么工作都可以保卫祖国建设祖国，这才说动了陈铎。1958年9月1日，陈铎到剧团报到，从此开始从事广播电视工作。中央广播电视实验剧团承担了除新闻节目之外的各类电视节目的制播。

　　中央广播电视剧团在当时叫做“中央广播电视实验剧团”，加“实验”两个字就是要摸索前进。那时没人干过电视，也不知道电视是什么模样。陈铎考试的时候，几个考生就在那里讨论，电视是怎么回事，电视是不是电影？“我们只知道剧团，广播，根本不明白电视是干吗的。”

　　19岁的陈铎成了我国第一批电视工作者。那时候他对电视并不了解，更没想到电视后来会有这么大的影响。到剧团报到以后，领导第一时间告诉他：你们要面对话筒，面对镜头，代表党和国家、政府向全中国，全世界讲话。陈铎想，既然工作这么重要，自己怎么能老想着上大学这回事，“我就自己批判自己，不能再想东想西了，要认认真真地工作。那个年代革命就是工作，工作就是革命。”

　　陈铎就这样开始一步一步在广播电视行业干了起来。

　　从业 一个朗诵演员却干了很多工种

　　大家对电视到底是什么没概念，但广播工作陈铎熟悉，他开始做广播节目。另外的工作，就是作为演员，参加一些电视剧的制播。

　　1959年，陈铎主演了国内电视史上第一部大型的电视剧《新的一代》。广播里看不见人，不需要服装、化妆，但是有了电视这些要求都得有了，不能只是坐在那儿朗诵，即使光站在那儿也不行，要动，要交流。所以大家通过演舞台剧训练，掌握节奏、练习交流感。那时剧团排练过不少剧目，比如曹禺的《北京人》，“我现在朗诵，大家认为不错，也是那时候包括演戏积累锻炼的结果。”

　　虽然是以“演员”身份被招进团，在剧团工作时，陈铎参与了广播电视的文艺、专题、少儿等多类节目的编、采、播、演、制作。音响组缺人了，领导让陈铎兼职搞音响，模仿鸡叫狗叫猫叫、收音机火车轮船动静。他还主动要求兼任音乐编辑，自己选音乐、配唱。

　　1967年，林彪在工人体育场讲话，林彪的现场讲话漏掉了一个字，他本来应该说，“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但说成了“我们一定要放台湾”。直播时一晃就过去了，但重播的时候就不能再漏一个字。怎么办？只能从林彪的整篇讲话稿里面去想办法剪辑。陈铎负责音效合成，他和录音科最棒的录音师商量解决方案，看到林彪的稿子里，再也没有别的地方有一个“解”字，最后只能找两个字的音节单独剪出来拼上，那是非常困难的。不像如今，看着声波把两个音节一合就可以了。陈铎跟录音师做了将近三个小时才把它剪辑完。在晚上播新闻的时候，对大部分听众而言，听到的就是“解放”两个字。

　　《话说长江》

　　一改播音腔，解说娓娓道来

　　上世纪70年代末，中央电视台节目形态不多。改革开放之后，在电视节目上出现了合拍形式的国际合作。纪录片方面，一系列介绍文化遗存、地理景观的专题片，以中外合作的形式被拍摄出来。1980年拍摄的《丝绸之路》，就是中日合作。陈铎参加了后期的解说工作。

　　陈铎当时在剧团里担任业务秘书，一天，《丝绸之路》的编导来剧团找陈铎，说想请两位演员担任《丝绸之路》的解说。聊天中，编导发现陈铎声音条件不错，让他去试音，一试就通过了。不久《话说长江》的总导演也找到陈铎邀请他做主持人，说是因为看了他解说的《丝绸之路》。当时陈铎还不知道“主持人”具体是什么工种，导演告诉他，主持人就是“出画面兼解说”。

　　《话说长江》从1979年开拍，是中央电视台和日本联合摄制的纪录片，1983年在中央电视台首播。《话说长江》在创作上首次推出了纪录片主持人形式，陈铎和虹云两位播音员一改以往画外音的形式，他们的形象直接出现在了屏幕上，直面电视观众。这种方式让观众感到新鲜，加上两位主持人的解说不再是字正腔圆式的播音腔，而以亲切、娓娓道来的语调播出，气质儒雅的陈铎和端庄大方的虹云，也随着《话说长江》成为中国电视史上第一批主持人。

　　在《话说长江》之前，中国没有主持人这一职业，对于如何主持、如何解说，无人教，更无从模仿，全凭暗自琢磨。就算在着装上，陈铎也不知道到底应该穿什么合适，开始穿夹克，敞开着。后来被老领导批评说不严肃，只好换上“本以为领导才穿”的中山装。

　　《话说长江》播出之后，真正达到了“万人空巷”的效果，当时的收视率达40%。陈铎说，他也是逐渐才发现，原来有这么多人在看《话说长江》。那时候观众来信很多，每天都用麻袋装着送到办公室。除了有专门的观众来信组，信都是大家随时拿来看的，也根本看不过来，拿一堆搁在那儿，谁有空的时候看看，就当调剂一下。后来节目组发现，观众来信中有不少人在提供线索，比如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遗漏，那个地方应该再拍摄一些什么。“无形当中是一种全民动员、全民参与。所以我们就做了一个答观众来信，作为主体节目之外的形式，解答观众来信里面的各种问题。”

　　在陈铎看来，这种互动的需求是历史形势造成的。“现在是不需要观众来信，大家就直接用弹幕了。”陈铎现在也看弹幕，但自己不会用，“就是看大家的各种表态。”

　　工作体悟

　　电视和观众是平等的朋友

　　之后，陈铎又相继主持了《话说运河》等系列节目，其中的许多片子，至今仍被视为经典。

　　在陈铎看来，上世纪80年代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在工作上开始有了和外国合作的机会，也使得中国电视人睁开了眼睛来了解世界。小到化妆，大到纪录片的表现手法，都吸收学习到了更先进的方式。当时日本人用海绵来打底色，而我们原来则是用手拍匀，然后用手指头和手掌上妆，但是日本人用一块海绵，方便实用。《话说长江》几乎全部都是同期声，拍成都的茶馆，里面热闹的声音、倒水的声音、小孩打呼噜的声音、说书的讲《三国演义》的声音，都录下来了，这样子的片子才生动、生活化了。

　　让陈铎怀念的还有当时的创作氛围，大家合作、讨论、交流、争论，没有人叫过苦，也没有人要求过什么。那个时候谁有了个好想法，大家都会一起鼓励支持。据陈铎回忆，在《话说长江》中，当时编导写的稿子有这样一句话，“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比起那些只当和尚不撞钟的人来说，这位和尚可谓是忠于职守。”用来讽刺有些人消极怠工。头一天对完稿子，第二天编导说把这句话拿掉吧，弄不好有人自动对号。陈铎说，这句话是我们发现的社会现象，不应该随便把它丢掉。最后，片中陈铎语气上进行了处理，“我是树立榜样，劝导，并没有批评指责，但实际上这就是有批评在里面。”

　　正是因为改革开放，陈铎说，不能墨守成规就得要有新的思想、新的理念。《话说长江》看到的总是蓝天、绿树、笑脸，解说词也不带说教色彩和强迫感，当时想把握的一条原则是：电视和观众不是教育者与被教育者的关系，而是平等的朋友，包括陈铎在主持时的解说、语气也都是如此，“这是电视工作者和电视观众的关系和位置。当时我们确立的这个关系，今天看来是成功和正确的。”

　　倒带40年

　　1 第一次出国是去哪里？

　　1996年，公费到法国参加国际篮球业余赛，打球去了。在首都机场和飞机上，人家都以为我们是去报道的，下了飞机我们是分散借住在法国人的家里。因为我们比赛的那个地方没有中国大陆人去过，他们只知道台湾，所以那次出国，还真做了一些工作，人家开始知道，中国人原来是这样。

　　2 还记得改革开放后，买的第一件以前想买而买不到的东西是什么吗？

　　我买的是收音机。因为干广播电视，电视买不起，就买了收音机，便携式的。大概是上世纪80年代初的样子，需要拿出一部分的工资来，还是比较贵，但觉得很实用。那时广播节目也很多，家里都很高兴。

　　3 改革开放后，哪部文艺作品对你产生了很大的触动和影响？

　　伤痕文学作品。因为我们都经历过那个时代，那些作品把我们的生活历程都表现出来了。悲剧是深刻的，虽然我本身是一个很乐观的人，但我对悲剧特别接受，固然很沉重，但沉重之后让我们去思考，让那样的悲剧再也不要出现。

　　4 什么事情让你意识到改革开放影响到自己和家庭的生活？

　　这样说就是代步工具汽车。大概上世纪80年代，我哥哥知道我会开车，他买了一辆小轿车，那时候小轿车是局以上干部坐的，很突出，我说这不行，太脱离群众了，所以没要。90年代，我自己买了辆奥拓，要6万呢，还是借钱买的。我终于能开车带着老岳母去看天安门了，还是很开心的。

　　5 作为一个迎接了很多变化和开创了一些“第一”的人，你的孩子有子承父业吗？

　　没有。杜甫说，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好多人，包括我们家庭那时候的居住条件太差了，我们三代六口住一间房，住了好多年，所以我就希望儿子能多盖房子。儿子大学学的是城市规划。

　　采写/新京报首席记者 刘玮 实习生刘姝君

　　肖像摄影/新京报记者 郭延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