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全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注入新内涵
文章来源：中国干部网    作者：    发布时间：2017-03-29 15:58    点击量：1000    大 中 小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确定了我党在新的历史时期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全部工作重心，就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逻辑展开、具体落实和深入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主题，就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主题，全面深化改革激发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活力之源，全面依法治国描绘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治蓝图，全面从严治党阐发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政治保障和领导核心。 “四个全面”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与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统一于改革开放和依法治国的伟大实践，统一于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统一于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

　　一、“四个全面”开辟了中国道路的新阶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即中国道路）如果以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已经经历了近40年的历程，对这近40年的历史，可以按照不同的标准进行多种多样的划分。根据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程度，可以分为“未发展起来的时期”和“发展起来的时期”。这两个时期的划分大体上可以以2010年我国GDP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来区分。邓小平说过：“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364页）习近平总书记也强调：“当前，全党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就是如何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我国发展起来后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所以，把中国道路划分为“未发展起来时期”和“发展起来时期”，有着充分的理论依据。当然，这个“发展起来时期”是和“未发展起来时期”相比较而言的，相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目标，我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中国道路发展的阶段不同，提出的问题、面临的任务和应对的方略也就不同。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还很低，人民生活水平总体上还比较贫穷。因此，邓小平认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我们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当时提出了“三步走”发展战略：第一步达到温饱，第二步进入小康，第三步实现现代化。中国道路第一阶段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还是“生存需要”所提出的基本问题，是低层次的问题。今天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是“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大量的是“发展需要”甚至是“享受需要”所提出的问题，是由大国发展成为强国所带来的问题，要更多更好地体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从现实情况来说，中国的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期，涉及各种利益关系的深度调整和基本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巩固，其复杂性、敏感性和艰巨性是前所未有的。修修补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碎片化改革已经无法解决中国当前的问题，必须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和背水一战的勇气，运用总揽全局的大视野、大方略和大手笔，在全面性、协调性、系统性、复杂性和可持续性上进行战略性的谋篇布局，才能走出一条全新的“中国道路”。

　　中国仅仅用了几十年时间就走完了某些发达国家上百年走过的发展历程。现在，我们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台中心，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前所未有地具有实现这个目标的能力和信心。这三个“前所未有”，勾画出了中国道路目前所处的历史方位。现在我们面临的任务，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实现“关键的一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民族复兴中国梦打下坚实的基础。 “四个全面”正是中国“发展起来以后”，更加注重发展和治理的全面性、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的必然选择，更加需要提升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的必然结果。“四个全面”的基本特点就是“全面”和“协调”。对小康社会的要求是“全面建成”，对改革的要求是“全面深化”，对法治的要求是“全面推进”，对党建的要求是“全面从严”。四个方面的“全面”不是“单打一”，而是把四个方面有机统一起来和科学联系起来，从全局上强调“四个全面”的协调推进和整体布局。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在当代中国的具体实现。在“四个全面”中，每一个“全面”都与中国道路第二阶段的基本要求相联系，都是为解决第二阶段的主要问题而提出的应对方略，最终目的都是为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

　　二、“四个全面”丰富了中国理论的新内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即中国理论）是中国道路发展规律的理论反映。党的十八大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进行了精辟的概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是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坚持和发展。” 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着力回答的三大基本理论问题，并且在回答这三大基本理论问题的过程中使中国走向发展和繁荣。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毛泽东思想回答了如何使中国人民“站起来”的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首先回答了如何使中国人民“富起来”的问题，现在还要回答我们面临的第三个问题就是如何使中国人民“强起来”，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对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四个全面”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人民“强起来”的新思想、新举措、新方略，是习近平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核心内容。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一定能够顺利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因此，“四个全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新政治成果。

　　——“四个全面”具有明确的目标指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发挥着明确的目标导向作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协调发展，打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攻坚战的最后胜利，为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打下坚实的基础。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三大战略举措，分别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发展动力、营造有序环境、巩固领导核心的作用。

　　——“四个全面”具有严密的思维逻辑。“四个全面”是一个不可分割、相互依赖、相互支撑的有机统一体。 习近平总书记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定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一步”，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确定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将全面依法治国表述为全面深化改革的“姊妹篇”，是“鸟之两翼、车之双轮”；为从严治党标出清晰路径，要求“增强从严治党的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实效性”，锻造我们事业更加坚强的领导核心。这些精辟的论述，清晰地标出了“四个全面”的理论创新和内在逻辑，它们是相互贯通、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顶层设计。

　　——“四个全面”蕴含深切的人民情怀。“四个全面”的提出本身，就是反映了人民群众的强烈愿望。每个“全面”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为了人民群众。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着眼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全面深化改革是为了更好地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让发展的成果更多地惠及人民；全面依法治国是为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基本权益；全面从严治党是为了始终保持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四个全面”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执政理念、思想感情和价值追求。

　　——“四个全面”具有强烈的担当精神。“四个全面”彰显了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敢于啃硬骨头、闯难关、涉险滩的勇气和担当；凸现了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中华民族先锋队和中国人民先锋队对民族复兴、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的强烈追求；展示了以中国共产党人为代表的当代中国爱国主义者巨大的历史责任感和强烈的历史使命感。谋复兴大业、扬改革风帆、行法治正道、筑执政之基，这是一场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也是一次意气风发的豪迈的进军。

　　三、“四个全面”设计了完善中国制度的新方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即中国制度）是在新中国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经过改革开放近40年的实践而逐步形成的。党的十八大对这一制度作出了精辟的概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建立在这些制度基础上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等各项具体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把根本制度、基本制度以及各方面的具体体制机制有机结合起来，坚持把国家层面的民主制度同基层民主制度有机结合起来，坚持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结合起来，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植根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实践，符合我国国情、顺应时代潮流，具有鲜明的特点和优势。

　　中国制度从总体上说，是特色鲜明、富有效率的，但还不是尽善尽美的。随着中国道路在实践中不断发展，中国制度也需要得到不断完善。邓小平在1992年提出，再有30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习近平总书记也指出：“我们要坚持以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推动制度创新，坚持和完善现有制度，从实际出发，及时制定一些新的制度，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为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提供更加有效的制度保障。”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纳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也纳入依法治国的总目标，这说明要把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打造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实现国家长治久安和繁荣发展，从而引领世界文明进步的潮流。“四个全面”抓住了这个主要环节，把完善中国制度的目标具体化、实践化，这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题中之义，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一步坚持和发展的必由之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内在的包含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目标要求；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都有内在地直接补齐制度短板、推动国家治理制度化现代化的重大举措；全面从严治党，涵盖了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的内在要求。“四个全面”凝炼和升华了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的精华，围绕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目标任务，顺应时代潮流、把握现实需求，进行了完善中国制度的顶层设计，提出了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完善中国制度的新举措和新方略，为党和国家事业的长治久安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实践指南。

　　四、“四个全面”开启了民族复兴的新征程

　　中国道路、中国理论和中国制度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历史发展道路普遍性和多样性的理论，引导中国走上了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并且为落后国家的现代化道路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具有深远的理论意义、现实意义和世界意义。

　　在民族复兴道路上，我们取得了一系列历史性成就。我国的经济总量上升到世界第二位，社会生产力大幅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升，综合国力大幅增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前景已经十分清晰地展现在我们面前。当然，民族复兴的征程不是一马平川，而是充满了艰难险阻。我们面临的机遇前所未有，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也前所未有。在经济领域，是发展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问题；在政治领域，是权力腐败问题；在社会领域，是贫富差别问题；在意识形态领域，是“左”右思潮的干扰问题；在生态领域，则面临环境恶化问题；在国际上，则是西方大国的遏制问题，等等。“四个全面”是在不断解决问题和克服困难中提出来的。“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我们正面临着许多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四个全面”要求我们知难而进，在实践中不断地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发扬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的精神，积极进取，大胆探索，一步一步地推进中国社会的进步、发展人民的福祉，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四个全面”的每一个“全面”，都在民族复兴中起到关键作用，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实现民族复兴的“关键一步”。只有实现了全面小康，才有可能实现民族复兴。要确保到2020年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人民民主不断扩大，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生态文明建设取得重大进展，为实现现代化和民族复兴奠定坚实的基础。

　　全面深化改革是实现民族复兴的“关键一招”。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的今天，也就没有中国的明天。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以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为核心，全面推进经济、政治、社会、生态、外交、国防和军队、党的建设领域的改革，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为民族复兴提供强大的动力。

　　全面依法治国是实现民族复兴的“关键一环”。法治是社会繁荣稳定的基石，是党和国家执政兴国的支撑。全面依法治国，就是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实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确保党和国家的事业长治久安，为民族复兴提供法治保障。

　　全面从严治党是实现民族复兴的“关键所在”。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最根本和最关键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不动摇。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任务，党的建设面临执政、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和外部环境“四大考验”；党内面临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四大危险”。全面从严治党，就是要落实从严治党责任，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建党紧密结合，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从严管理干部，持续深入改进作风，严明党的纪律，发挥人民监督作用，深入把握从严治党规律，实现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命、自我提高，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为民族复兴提供坚强的领导核心和巩固的政治保证。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顺应历史潮流，紧扣时代脉搏，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了时间表、路线图和任务书，为民族复兴的宏伟大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提供了根本的保证。“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吹响了中国人民决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冲锋号，吹响了中华民族向着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目标奋勇前进的进军号。一个强大的、现代化的中国，即将在我们这个星球上出现。当然，前进的道路绝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进一步增强了我们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增强了我们克服前进道路上各种各样困难的信心和决心。

　　（本文系作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研究”[15ZDA006]和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道路研究”[14AZD004]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朱炳元 苏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