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春节，在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开幕的“古埃及：法老与神的世界”主题展览上，155件（套）古埃及文物与四川公众见面。古埃及文明和古蜀文明的交汇，让人遐想联翩。而成都最新的一处考古发现更让人惊讶——也许早在2000多年前，古蜀文明就曾与古埃及文明有过亲密接触。

　　去年9月，成都市蒲江县，一处山麓与河流间平坝地带，60座墓葬的勘探发现，让在此的楼盘项目停止了。

　　经过5个月的考古发掘，今年1月中旬，47座船棺墓葬被清理而出，它们多是船棺墓葬，墓主人身份可能是当地管理人员。墓葬中，11枚印有“巴蜀图语”的印章让考古人员兴奋起来，这个神秘的古代语言，一度成为考古谜题。

　　更令人惊喜的是，两颗玻璃饰品“蜻蜓眼”的出现，更是赋予了墓葬神秘的异域色彩。据了解，蜻蜓眼是源于古埃及的装饰品。考古人员认为，墓葬中发现的，既有可能是从埃及驮来的“原厂进口货”，也有可能是来自中原的仿制“山寨品”。

　　船棺年代战国时期墓葬4排整齐排列

　　蒲江县鹤山镇飞虎村，西北距蒲江河约400米，东南距长秋山约1000米处，有块环境优越的平地。近来，沉睡的土地中，一艘艘并不完好的独木舟接连出土。整木凿成，内部刳空，它承载着逝者的躯体，仿佛慰藉生者，即将带着亡灵远航，到一处无人打扰的地方。

　　这是流行于四川的船棺土葬习俗。

　　船棺在蒲江出现，实际上并不意外。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蒲江就不断出现战国船棺。直至2006年12月，发掘出土的战国船棺已达10具，其中有9具就出现在飞龙村盐井沟。当地居民也对来来往往的考古人员并不陌生。

　　然而，这一次的发现，还是惊动了考古界，诸多资深专家听闻，纷纷赶去，一睹为快。

　　“如此密集地排列，在当地从未有过。”2月8日，发掘工地现场领队龚扬民有些激动。

　　去年9月，为了配合商建项目，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蒲江县文管部门到此进行文物勘探。随着墓葬特征及船棺棺木的发现，龚扬民诧异起来，“60座船棺墓葬！”接着，在盗墓贼凿出的盗洞中，出现了铜器，根据形制，他们判断，应为战国时期墓葬。

　　持续挖掘，一幅壮观的立体历史场景，终于在春节前展现出来。

　　1万平方米的土地上，47座墓葬一一现身。墓葬分成4排排列，东西向分布，稀疏的每排有7座，密集的则有17座。

　　墓葬平面多呈狭长形，按照大中小三种规格一一排列。5座大型墓葬墓圹长7-9米、宽1.5-2米；50座中型墓葬墓圹长4-6米、宽1-1.5米；5座小型墓葬墓圹长2-4米、宽0.7-1.2米。

　　墓葬中，部分已经找不到葬具，而可辨者多是船棺，最长可达7米，最宽至2米，最高及1米，材质则是珍贵的楠木。

　　在以前，船棺葬的附近地面上，多记有标识。但时隔多年，考古人员已难以找到。

　　墓主身份可能是掌管盐业的盐吏

　　考证后，墓葬大致可以判定在战国中期秦惠文王后元九年（公元前316年）秦灭巴蜀以后，乃至战国后期。

　　考古人员发现，座座墓葬间有一点规律。多数墓葬分布规整，“少见打破关系”，也就是说，只有一次修建的痕迹。只有少量没有分布规律的墓葬，有着后期再次修建的样子。

　　此外，有一些南北向墓葬，两三座成一组，时代相对略晚，相对较早墓葬，有了合葬踪影。

　　有着严格规划，是这批墓葬的独有特征。考古人员据此判断，应为家族或聚落公共墓地。

　　成都考古所研究员刘雨茂说，墓葬位所处位置是交通要道，富有战略资源，再结合出土情况来看，部分应属于当地最高机关管理人员的墓葬群。

　　“蒲江地区前后发现船棺葬墓7次，而各次发现的船棺葬墓附近皆存盐井，说明船棺葬墓主人可能是当时管理盐业的官员。”龚扬民说。

　　墓葬中已经难以看见逝者遗骸，少许牙齿是墓主留下的印迹。

　　部分墓葬有破坏痕迹，考古人员猜想或许是部分被盗，或许是施工破坏。多数墓葬保存完好，没有遭到盗墓贼光顾。

　　墓里有啥陶器铜器铁器木器等300余件

　　目前，墓葬群已经出土随葬器物300余件，主要有陶器、铜器、铁器、漆木器、竹质器、草编器、玻璃器及铜钱。

　　出土陶器160余件，以大口釜、圜底罐、豆组合为主，另存少量釜甑、盆、壶和罍。出土铜器共120余件，主要有兵器、容器、工具、印章、装饰品几类，兵器包括铜剑、矛、钺、弩机、箭镞等；容器以铜鍪为主，还有少量铜釜；工具主要有削刀和斤；装饰品有铜铃、铜璜。铁器共10余件，主要有斧和削。

　　令考古人员兴奋的是，墓葬中难得地出现了漆木器和竹编器。因为湿度原因，这在以往的墓地中，较少看到。

　　在49号墓中，各类漆木质器具用途各异，木梳、木几案、两件铁斧木柄、铜弩机臂弓、铜矛柲杆应有尽有。此外，竹质器、草编器保存十分完整，可谓考古新发现。

　　52号墓中，除出土铜削、竹棺床等重要器物，在墓葬南端尚存10竹篓粮食和种子，形态和颜色皆保存较好。

　　现在，文保人员正在试图修复还原竹编器当年的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