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秘三星堆：遗址发现后带来更大谜团
文章来源：中国干部网    作者：    发布时间：2016-09-08 19:58    点击量：936    大 中 小

　　今年是三星堆祭祀坑发现三十周年。

　　从1929年露出冰山一角，到1986年发现祭祀坑，再到各种精美文物出土，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已经断断续续进行了八十多年。在这片12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人们找出了距今约3000至5000年的古蜀国文明。它从另一个角度见证了中国当代考古脉络的流变，让一向以黄河文明为中华历史起点的叙述，融进了长江流域文明起源这一支。

　　三星堆遗址的发现，也带来更大的谜团。

　　是谁创造了三星堆文明？古蜀国何以产生，持续多久，又何以突然消亡？大量工艺高超的精美文物，形制、审美与同时代的中原商周文物区别明显，古蜀人何以掌握这样的技艺？他们来自何方？

　　围绕着三星堆，世界各国的考古专家争论了几十年，仍有许多千古之谜难以破译，甚至有猜测称三星堆遗址是来自“外星人”的文化。

　　在三星堆遗址，人们发掘出了一个沉睡数千年的古老文明，却又仿佛走进了一座跨越时空的迷宫……

　　广汉玉器

　　1986年发现的祭祀坑，是三星堆考古进程中最重要的突破。“两锄头挖出的重大发现”，考古工作者们经常这样总结祭祀坑被发现的过程。两个祭祀坑都是在当地农民劳动中被发现的，偶然、幸运，也带着几分遭遇破坏的风险。

　　“其实，第一次揭开三星堆文化面纱一角的，也是锄头。那要追溯到87年前。”四川省社科院历史所主任、三星堆研究者段渝告诉记者。

　　1929年春天，成都平原进入了一年之中最繁忙的播种季节。

　　在广汉中兴乡，家住真武村月亮湾的农民燕道诚父子正在清理门口的水沟。儿子燕青保的锄头突然碰在一块大石头上，发出“砰”的一声，吓了燕青保一跳。

　　燕青保扒开泥土，看到了一块白色的大石环躺在淤泥中，燕道诚闻声跳下坑里，撬开石环后，一块翠绿的玉器出现在面前。父子俩认定，下面一定埋有宝物，于是他们不动声色，悄悄覆土掩埋。待到夜深人静时，燕家一家五口全部出动，重新刨开掩埋的泥土，清理出三四百件珍贵的玉器。

　　这段回忆，燕道诚在生前不知道对人讲了多少遍。当时他们未曾想到，就是那不经意的一锄头，叩开了一个紧闭数千年古代文明的沉重大门。

　　真武村村民多是燕氏族人，燕道诚的后代也生活在这里。世人提及1929年的无意发现时，多把燕道诚称为“当地农民”。但在真武村，多称燕道诚为“燕师爷”，还有人说他曾当过县令。总之，燕道诚从小读过不少书，是一个乡间文化人。

　　意外挖出大量古代玉器，有一定文化的燕道诚知道这是笔“横财”，既兴奋又忧虑。为了避免张扬出去惹上麻烦，他将这些宝物四散藏于家中各处，命令家人不许透露这个秘密。

　　燕道诚或许是想将这些玉石器作为传家宝传子传孙，但他的愿望落空了。

　　宝物的诱惑令月亮湾的秘密很快泄露。燕道诚在成都的古玩市场上用并不高昂的价格出售了部分玉器。而得到这些玉器的古董商们则纷纷追寻它的来源，广汉月亮湾很快因这批“广汉玉器”出名。

　　精明的古董商最终追踪到燕道诚的家，经不住劝说的燕道诚以低价又抛售了大批玉器。

　　短短几年时间，燕家的“宝贝”一件件减少。广汉玉器的名头渐渐响亮了起来，很快传遍成都，终于吸引来了考古学家。

　　1931年春，在广汉传教的英国神父董笃宜，从燕道诚手中得到了几件玉石器。华西协和大学的美籍历史学家戴谦和当时鉴定这些玉器为商周遗物。几年后，当戴谦和把这些玉器放到他的好朋友葛维汉面前时，葛维汉惊愕不已。

　　葛维汉也是美国人，早在1911年就作为传教士到了四川，是个中国通。后来他返回美国芝加哥大学，获得了宗教学博士学位，继而又在哈佛大学学习了考古学、人类学。1932年，葛维汉重返中国，在华西协和大学任博物馆馆长、兼任人类学教授，教考古学、文化人类学。

　　葛维汉是第一个找到燕道诚的考古学家。

　　1934年3月15日，葛维汉与华西大学博物馆副馆长林名均教授等一行四人来到燕家，燕道诚热情地接待了他们。他们先在燕家的房屋旁边进行开方试掘，然后在第一个坑的南北两边各开一沟，作了延伸发掘。据当时的发掘记录记载：“邻近匪风甚炽，工作十日即行结束”。

　　挖掘工作草草收场，时间很短，收获却不少，共发掘出玉器、石器、陶器等文物六百余件，比燕家人第一次挖出的还要多。

　　葛维汉是以考古为目的挖掘广汉玉器的第一人，但最先对月亮湾玉器进行考古研究的是中国人。这个人是成都古董商人兼金石学家龚希台。

　　龚希台是1932年秋天从燕道诚手里买到的玉器，经过两年多的研究，他认为“燕道诚掘出玉器之坑及其周围是传说中古代蜀国望帝之所，出土的可以穿起来的绿松石珠则是古代帝王冕毓饰物……”

　　龚希台把他的研究成果写成一篇《古玉考》，发表在1934年成都东方美术专科学校校刊创刊号上。段渝说：“这是第一次把月亮湾遗址和古蜀国的历史联系起来。”

　　“蜀”作为国名，最广为人知的是后汉三国时期刘备建立的蜀汉，而古蜀国比三国时期的蜀国要早得多。只是这个古蜀国更像一个传说，它只是只字片语地存在于极少的史书记录中。

　　关于蜀国历史最著名的诗句是李白在《蜀道难》中所写：“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

　　蚕丛及鱼凫据说是古蜀国的两个王，在三星堆遗址发现以前，他们的故事就像夸父追日和女娲补天一样，只是神话传说。至于“尔来四万八千岁”的蜀国时间，恐怕是李白一贯的浪漫主义夸张手法。

　　古蜀国的历史，在东晋《华阳国志·蜀志》中才有一点无法考证的记载：“周失纲纪，蜀先称王。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 据此推算，古蜀国应该建立于公元前1000多年。

　　龚希台的《古玉考》将广汉玉器与古蜀国建立了联系，而真正用考古学方法证明“古蜀国”的存在，时间是两年后。葛维汉于1936年在《华西边疆研究学会会志》上发表了《汉州发掘最初报告》，这是第一篇有关广汉古蜀国文化遗址的考古发掘报告。在报告中，葛维汉还提出了“广汉文化”的概念。

　　葛维汉的考古报告震动了历史学界，从而在上世纪30年代掀起了一股“广汉文化”的研究热潮。就连当时身在日本的郭沫若，也对“广汉文化”产生了浓厚兴趣。他和葛维汉早就相识，马上给葛维汉写信，要求对方赠与广汉发掘的全部照片和器物图形，先睹为快。

　　葛维汉很快将资料寄往日本东京。郭沫若当时正潜心研究流落日本的中国甲骨文，已是甲骨文大家。他很快给葛维汉回了信，补充了更多的研究结果：“蜀”这个名称曾在周代的甲骨文中出现。广汉的很多玉器的形制和华中、华北地区的发现类似，这应该是古蜀国曾与华中、华北有过文化接触的证明。

　　确如其言，“蜀”字最早发现于周代的甲骨文中，周人记载，武王伐纣时蜀人曾经相助。

　　这是古蜀国研究的一个重要线索，顺着这个方向，葛维汉提出的“广汉文化”有可能获得更大的进展。偏偏葛维汉考古报告发表仅仅一年，抗日战争爆发了，包括葛维汉在内的一批华西大学的外籍教授纷纷回国，进一步发掘月亮湾“广汉遗址”的机会与他们擦肩而过。

　　因为战乱，月亮湾的考古挖掘沉寂了20年。与月亮湾遗址隔河相望、后来取代月亮湾为遗址定名的三星堆，也因此继续沉睡了几十年。

　　三星伴月

　　斗转星移，中国换了人间。

　　20世纪50年代，成立不久的新中国万象更新，神州大地一派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在四川，连接成都和重庆的重点工程成渝铁路开始施工。

　　施工中，工人们多次在沿线挖到大量文物，于是，西南博物馆在铁路沿线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的文物收集和清理工作。

　　刚刚上任西南博物馆筹备处主任的冯汉骥，把月亮湾一带的古代遗址划进了重点关注的区域。

　　冯汉骥是中国最早培养的考古和人类学家之一，他曾在哈佛大学人类学系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在考古学家李济邀请下回国，参与了殷墟等多个重点文物遗址的挖掘工作，在“三星堆”遗址的挖掘历史上，他亦是十分重要的角色。

　　1955年，冯汉骥派学生王家佑到广汉展开广泛的田野调查。王家佑注意到了月亮湾“广汉遗址”不远处的三星堆——当时，三星堆是当地颇有名气的一处景观。

　　三星堆是三座长约数十米至百米、高约5米至8米，连结成一线的土堆。关于三星堆这个名字的由来，在当地还有一个神话故事。传说玉皇大帝从天上撒落三把泥土，落在了广汉的湔江之畔，形成了三座大土堆，突兀地立于平原之上，犹如一条直线上分布的三颗金星，故名三星堆。在牧马河对岸，有一高出周围的弧形台地，富于奇想的人们将这片台地起名为月亮湾。三星堆与月亮湾隔河相望，形成了广汉八景之一——三星伴月。

　　燕道诚的家就在月亮湾。王家佑在燕家住了许多天，关系相处得很融洽。在王家佑的一再鼓励下，燕道诚一家将家藏的玉璋、玉琮、玉钏、石璧等文物贡献出来。在田野调查中，王家佑又走遍了燕道诚家所在的牧马河一带，采集到一些新石器时代的石器和陶片标本，他推测月亮湾和三星堆都是古蜀国的文化遗址。

　　“这是第一次将月亮湾和三星堆两个小区域作为一个大的文化体系联系起来进行考察。”段渝说。

　　1963年，针对月亮湾地区的一场更大规模的考古由冯汉骥再一次启动。

　　事实上，冯汉骥对月亮湾遗址寄予的期望，远超过工程施工前的“抢救性发掘”。他想在这里找到的结果，可能会动摇当时中国主流历史学界的习惯思维。

　　段渝介绍，黄河流域一直被认为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中国人称黄河为“母亲河”，正是源于此。当时史学界的主流看法是中国文明一元起源论，即黄河流域的夏、商文化是中华文明的唯一起源地，中国的其他文明只是夏文化或商文化的传播，或其分支。

　　冯汉骥知道月亮湾遗址与古蜀国的渊源，如果能够证明月亮湾遗址是早期中国文明的代表之一，就可以给中华文明的起源增加长江流域这条线。这就是中国文明多元起源论和多元一体发展格局理论。

　　四川大学考古系教授马继贤参与1963年月亮湾遗址发掘时还是个实习生。他回忆说，当时选择的发掘点在早年出土玉石器的燕家院子附近，因为估计这里堆积可能比较丰富，同时，他们还对月亮湾的土梁子做了解剖，想看看它是否是城墙，测绘地形图时把范围扩大到包括所有土埂在内的近五平方公里的地区——包括了三星堆。

　　“虽然当时条件所限，发掘面积十分有限，但它毕竟是自上世纪30年代玉器发现以后，在月亮湾进行的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发掘。当时出土了一批重要的遗迹和遗物，发掘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马继贤说。

　　这次田野考古结束时，冯汉骥站在月亮湾高高的台地上，遥指着对岸的三星堆，对马继贤他们说出了一句极为精确的预言：“这一带遗址如此密集，很可能是古代蜀国的一个中心都邑，只要再将工作做下去，这个都邑就有可能完整地展现于我们的面前。”

　　许多年后这片土地上发生的事情证明，冯汉骥的预测是完全正确的，虽然他本人并没能看到古蜀国大门完全打开的那一刻。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国陷入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混乱之中，冯汉骥寄予厚望的月亮湾遗址发掘工作完全停滞。

　　1979年，《四川大学学报》上登载了一篇名为《记广汉出土的玉石器》的论文，对月亮湾遗址的性质、年代和附近三星堆遗址的关系等等学界争论最多的问题一一做出了论述。论文署名冯汉骥，加着黑框——两年前，冯汉骥已经撒手人寰。他的学生们遵其遗愿，整理遗作，完成了这篇论文。

　　其中，冯汉骥提出两个重要的观点：一，广汉遗址的年代是在西周后期至春秋前期；二，由出土文物的形制推测，古代蜀国的统治者早在西周时代就有了和中原相似的礼器，再一次说明四川地区和中原悠久而紧密的历史联系。

　　冯汉骥生前对广汉遗址的数次发掘，虽未能证明长江流域也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却为厘清黄河、长江两个流域文明的关系，迈出了重要的一大步。

　　其实，距离冯汉骥1963年的挖掘点仅仅600米外，就是后来震惊世界的三星堆祭祀坑，然而，他却遗憾地和这个重大发现擦身而过。

　　砖厂取土堆

　　1979年冯汉骥的遗作发表时，距离月亮湾遗址被燕道诚父子挖掘已经整整半个世纪。除了有限的几次考古发掘，其他的出土文物大多是被燕道诚父子一样的当地农民在劳动中无意间零星挖出，被当成“意外之财”。当地人鲜有文物价值的概念，更不会把他们祖辈生活、劳作的这片土地看成文明遗址。

　　今年已88岁的文物工作者敖天照对此深有体会。他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在广汉县文化馆工作，却对三星堆知之甚少。直到1973年被送到湖北，参加为期一年的长江流域考古培训，这位广汉的基层文物干部才知道身边文物的重要性。

　　那次培训的讲师中有著名考古学家、北京大学教授严文明。严文明听说敖天照来自广汉，当时就点着他说：“你从广汉来，你要注意哦，你们那里的三星堆很重要。”敖天照至今依然记得当时严文明说这句话时认真的语气。

　　1975年，培训归来的敖天照马上去找“很重要”的三星堆。此前，他甚至不知道三星堆究竟在哪里。

　　找到三星堆，敖天照更揪心了。

　　三星堆旁建起了一座砖厂。被考古工作者视为重要遗迹的三星堆，却被砖厂当成了三个最便捷的天然大土堆，正源源不断地取土烧砖呢。

　　现在划定的三星堆遗址区，跨越广汉两个镇的七个村子。敖天照说：“三星堆属于中兴公社范围。公社就利用三星堆的土堆取土，办了个集体砖厂。挖出的陶片被成堆扔在一边。我一看，陶片年代应该是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火候不高，手感比较软，器形也比较原始，说明时间很古老。”

　　当年年底，敖天照写了一份紧急报告，同时带着砖厂工人挖出的三星堆的一些陶片，找到四川省文管会。

　　“我呼吁发掘三星堆，我说你们赶快派考古队下来。那时候盼考古队就像盼救火队。”敖天照说。

　　但是，敖天照并没有立刻盼来三星堆遗址的“救火队”。他只能用自己微薄的力量，在月亮湾老乡家里，四处收集砖厂挖出的三星堆文物。

　　村民偶尔挖到些玉石制品，原始的样子并不让人觉得珍贵。1978年，敖天照听说有人几年前发现了一坑颜色漂亮的“鹅卵石”，已经散落各家。他走村串户去收集，“一看就是人工打磨过的磨石”。村民们把“石头”留在家里“给娃娃耍”，听说有文物价值，也相当配合地上交了。

　　真武村4队在挖沼气池时，敖天照生怕糟蹋了地里文物，在一旁盯着看，给大家宣传“新石器时代就有人在这里活动了，他们还没有铜器，就用石斧头砸东西”。村里一位大妈听到了说，“我家有一个磨过口的石片，还很好用”。敖天照到她家一看，“是一把十几厘米的石斧”。他给大妈拍了照片，奖励她1块钱。

　　敖天照说，他并没有购买这些文物，都是用很少的钱，作为上交文物的奖励给了老乡。他把收集来的上百件文物，暂时存放在广汉县房湖公园内一处闲置的空房子里，他自己也居住在附近。（本报记者 米艾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