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燕：疫情防控科学化的心理疏导与干预方式至关的重要
文章来源：新华网    作者：    发布时间：2020-04-01 15:58    点击量：1597    大 中 小

　　专家简介：

　　许燕，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二级教授、博导，中国社会心理学会前任会长，中国健康管理协会心理健康管理分会副理事长，中国灾害防御协会社会心理服务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疫情引发民众生理性和社会性应激反应

　　新华网：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肆虐，作为一种灾难，它表现出了什么特征？

　　许燕：新冠肺炎疫情的广泛流行让全球经历了一次重大灾难事件。重大灾难事件是指前兆不充分、具有明显的复杂性特征和潜在次生或衍生危害，破坏性严重，采用常规方式难以应对处置的突发事件。这次新冠疫情就显现出反常规性、群体性、复杂性等特点。

　　当今世界越来越多地出现了多个灾难的集群特征，使灾难事件出现涟漪效应，就是人们常说的“雪上加霜”。鉴于灾难的这一特征，作为原生灾难的新冠肺炎疫情的出现，不仅单单是公共卫生事件，它会引出后续环境污染等次生灾害的出现，也会诱发经济下滑、社会不稳定等社会衍生灾难的产生，这种复合性灾难给民众心理带来不同方位的持续冲击力。

　　新华网：疫情对个体心理和群体的社会心理及行为会产生哪些影响？

　　许燕：灾难会引发民众两类应激反应：

　　一类是生理性应激反应，是指灾难所引发的个体生理与心理的不适反应，身体、情绪、认知和行为的失调。

　　另一类是社会性应激反应，灾难引发群体的消极社会情绪，导致从众、攻击等失控性言行，出现轻信谣言、群体歧视等认知态度偏差等。

　　由于生理性应激为大众所熟知，也因其突显性及对个体心理健康的影响而受到广泛关注，成为疫情期间心理健康服务的重要内容。而民众社会性应激反应因其初期的内隐且复杂的特点常被人们所忽略。具有群体特征的社会应激反应若未能有效处理将会引发民众的负性衍生行为，例如，价值衰落、国家信任、官民冲突、反社会行为、集群倾向等，其强大的社会后效性会直接威胁到国家稳定与民生问题。西方某些国家在疫情爆发初期民众常常不是储备食品而是枪支子弹就说明了这一问题。因此，社会性应激反应越来越被政府应急管理与社会维稳工作所重视。

　　疫情期间要加强民众情感管理与人文关怀

　　新华网：疫情发生后，国务院联防联控工作机制先后印发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紧急心理危机干预指导原则》《新冠肺炎疫情心理疏导工作方案》。重大灾害及突发事件后发生后，为什么对社会心理的疏导和干预十分重要？应该怎样建立心理危机干预预警机制，防范和降低社会风险？

　　许燕：疫情发生后，在国家卫健委的工作指导下，中国心理学会、中国社会心理学会、中国心理卫生协会三大一级学会（协会）迅速响应，向心理学界各领域的工作者发出投身疫情，发挥专业力量，服务于不同群体的号召，并且积极参与制定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紧急心理危机干预指导原则》《新冠肺炎疫情心理疏导工作方案》。同时，三大学会（协会）联合发布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期间网络心理援助服务指南》，文件中强调了在疫情期间通过网络对不同人群提供心理支持、心理疏导、危机干预等服务，帮助求助者预防和减轻疫情所致的心理困顿，预防心理应激所致的各种应激障碍，连接社会支持资源，维护心理健康和社会稳定，防范由于心理压力引发的极端事件。再次突出了民众个体的心理健康维护和社会稳定两大主体功能的结合。

　　自SARS、汶川地震之后，我国心理健康服务体系建立日趋完善，社会心理疏导与危机防范机制的建设也在不断提升。但是，仍有几点需要注意：

　　首先，疫情中的维护社会稳定与日常维稳具有很大差异。日常维稳关注的是特殊群体，但是疫情期间则需要关注各类群体。重大事件发生后，灾难会直接击中受灾群体，间接影响到潜在受灾群体（救援人员、记者、基层公务员等），其共振性还会波及到外围人群（未伤及人群）。在《新冠肺炎疫情心理疏导工作方案》中，特别指出对患者及家属、亡者家属、特困人员、一线工作者（医护、公安等）、特殊人群以及广大民众进行心理疏导，防止非稳心理群体产生过激行为。疫情期间，在湖北之外地区的外围民众在隔离期间，同样出现了家庭冲突、沉溺网络、心理崩溃等心理失控与异常现象。疫情后影响触及到的社会群体与区域也很广泛和迅速，也存在引发社会事件的可能性。

　　其次，心理疏导工作延伸至基层社区。灾难管理更多地会启动网格化管理，疫情爆发更是如此，社区成为防控疫情的有效单元。基层社区组织成为党直接联结民众的社会心理服务的纽带。社区管理者的工作水平决定了民众心态的平稳性。如果执行人员公权私权不分，无边界地执行规定导致对民众心理的侵犯，则容易引发公众的不满情绪。

　　第三，科学化的心理疏导与干预方式至关重要。疫情期间要特别加强民众的情感管理与人文关怀。疫情下的民众情绪会具有火药般的爆发点，一触即发，消极情绪（愤怒、恐慌）是最具传播力的情绪，迅速而广泛。因此，在执行防控疫情的有关规定下也要加入柔性情感元素。防控疫情更要以科学的形态传递准确的信息，阻断谣言的侵入，给民众战胜疫情的信念。特别是要加强对疫情发生地区民众的关怀与激励，防止出现群际歧视，将新冠肺炎患者污名化。

　　新华网：在全球疫情大流行的情况下，不同国家的反应、采取的应对措施不尽相同。根据您的观察，这背后反应了怎样的机制？

　　许燕：不同国家对灾难的应对方式的差异源自于不同国家显现出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

　　从个体层面上，灾难来临，中国人囤积生活用品（例如粮食等生活必需品）；日本人囤积卫生用品（卫生纸等）；美国人囤积安全用品（枪支和子弹）。这一差异显现出不同文化的安全情结，也预测出不同国家社会衍生事件的表达方式。

　　从国家层面上，各国抗击疫情的举措各不相同，充分反映了国家治理的文化价值取向。在国际流行病学研究发现，疾病流行率与国家价值观有关。在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中国与美国等多数西方国家的应对模式不同，这是不同国家文化价值观的体现。中国作为集体主义为主导的国家，对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应对的解释与建构是整体化、公共化、统一化的，将其界定为公共卫生事件，对所有个体负责；全国一盘棋，聚集全国各方力量支援武汉。中国抗击疫情的国家担当与民众集体主义价值观的一致性，体现了中国精神、中国经验，在与各国间抗疫政策与措施的对比中，也极大提升了中国人的爱国情怀。

　　由此可见，各国抗击疫情的举措各不相同，充分体现了国家治理与民众价值观的耦合效应。当政府应对与民众价值观一致时，会万众一心，战胜危机。反之，可能会导致出现社会衍生事件。

　　建立积极的心理体验和科学的生活方式

　　新华网：疫情发生后，一些人出现了压力过大、焦虑、躁郁等情绪；当前国内疫情形势大为好转，一些人又放松了警惕。您怎么解读？

　　许燕：前者是因为持续强刺激过后会出现“心理不应期”，出现理倦怠感。如同生理疲劳一样，强刺激过度消耗掉人的能量之后，人会因疲劳而不做事。长期的心理刺激所产生的压力，也会产生心理疲劳感，厌倦了疫情期间一直体验到的焦虑、恐惧、烦闷等消极情绪，希望尽快转换到轻松的心理状态中；有些人还会出现对灾区民众和救援人员的情感倦怠，从同情发展到同情疲劳，甚至会拒绝一线医护人员回到自己居住的社区中。

　　后者是因为“心理衰减效应”，对曾经恐惧的事物不再惧怕了。随着抗疫的阶段性成果，人们逐渐认识了新冠病毒的特征，未被感染的人会产生轻视心理，放松警惕，对危险刺激产生的心理衰减效应，忘记疫情横行时的记忆，消除了对疫情的警惕性，不带任何防护用品开始群集性活动，加剧了疫情回潮的危险。

　　新华网：在疫情后期和后疫情时期，提高心理免疫力，保持心理健康，您有什么建议？

　　许燕：疫情后期和后疫情时期，更要建立长期的心理健康生活模式，以提高心理免疫力。

　　首先，建立积极的心理体验。疫情会启动人们的消极情绪，极大消耗人的身心能量，因此要阻断出现心理枯竭的结果，稳定情绪，对恐惧、焦虑情绪进行隔离，用积极情绪抵抗消极情绪的无限扩张，防止出现情绪疲劳的负面效应。

　　其次，正确应对心理危机。心理免疫力的提升，是不惧怕病毒，科学应对灾难，而不是去除对危险疫情的警惕性。人类将与病毒展开持续性的斗争，要时刻保持警惕性，建立科学的生活方式是防范任何病毒的最佳途径，加强卫生习惯，实行分餐制，寻找新型交往方式等。

　　第三，牢记经验教训。人类是在灾难中学会生存的。灾难创伤能够让个体刻骨铭心，但也会出现“群体失忆”。

　　新华网：后疫情时期的到来，为我国社会心理学服务体系的建设、心理学促进健康中国建设提供了新的契机。您有什么建议？

　　许燕：历次瘟疫过后都会给世界带来变革，灾难过后既会出现社会经济的滞后效应，也会带来新的科学技术的进步。这次新冠病毒疫情将会改变世界的格局，经济、政治、环境、思想、社会等领域都会出现新的挑战。人类要有心理准备，迎接挑战。

　　党的十八大提出了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准确对应了当今将要面临的后疫情时代，心理建设镶嵌于社会建设之中，其建设目标是为了国泰民安。面对后疫情时代的到来，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建设要关注两个重心的转变：一是在疫情时期以心理健康服务为主体的工作模式将会转换于后疫情时代以社会心理服务为主体的工作模式；二是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将出现从个体心理健康服务转向于群体社会心态引导的演变。灾难的滞后效应会持续给人类心理产生巨大的冲击力，社会心态将由生命焦虑转化为生存焦虑，全球失业群体的扩张，贫困人口的增加，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心理危机，需要心理学各方阵营团结协力，攻克难关，及时将心理学研究与实践成果转化于为国家建设与繁荣服务、为民众美好生活服务。人类社会一定会变得更加健康与美好，我们期待后疫情时代也将成为心理学发展的春天。